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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8 · 周三

串串看 · 2026年11月18日

今日主题:从《九章算术》的246道题到“九章四号”的3050个光子——中国人“算数”的两千年

先说两个名字。

一个是一本书:《九章算术》,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收246道题,分九章。 一个是一台机器:“九章四号”,2026年5月13日在《自然》发表,能操纵和探测3050个光子。

中间隔着一千九百多年,名字却撞在了一起。这不是巧合——给那台机器起名的人,心里想的就是那本书。

2026年5月13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乐等,联合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山西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

(中国科大新闻网《中国科大成功研制“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2026年5月13日;新华社2026年5月14日电)

它求解“高斯玻色采样”,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El Capitan 快 10的54次方倍。生成一个样本只要 25微秒;同样的活交给 El Capitan,需要 超过10的42次方年。

(科技日报《“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研制成功》,2026年5月14日,转引《自然》论文)

它工作的空间是 10的2461次方维 的希尔伯特空间——这个数字大到没有意义,只能当形容词用。

而两千年前那本书里,最大的一道题,是算几亩田、几斗米、几个人分多少钱。

从“田广十五步”到“3050个光子”,中国人算了两千年。今天串一串:我们到底在算什么,又是为了什么在算。


一、从“田广十五步”到962 EFlops:中国人算的第一件事,是这块田该交多少租

现代:今天的“算”,是一种基础设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先进计算暨算力发展指数蓝皮书(2025年)》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计算设备算力总规模达到962 EFlops,全球占比约21%,同比增速73%;其中智能算力规模782 EFlops,同比增长96%,占我国算力的81%。

(中国信通院《先进计算暨算力发展指数蓝皮书(2025年)》,2026年3月发布)

EFlops 是什么?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962 EFlops,就是全国所有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超算中心加起来,每秒能算 962×10¹⁸ 次。

这些算力在算什么?气候模拟、药物筛选、汽车碰撞仿真、大模型训练、天气预报、卫星图像解译。没有一项是给人手算的。

古代:《九章算术》的第一章叫“方田”,第一道题是这样的:

今有田广十五步,从十六步。问为田几何?答曰:一亩。 方田术曰:广从步数相乘得积步。以亩法二百四十步除之,即亩数。百亩为一顷。

(《九章算术·方田》,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参国家图书馆藏《九章算术》影印本)

十五步宽、十六步长,相乘得240平方步,除以“亩法240”,正好一亩。整章38道题,全是这一路:方田、圭田、箕田、圆田、弧田、环田——八种图形的面积,外加分数的四则运算。

再看比它更早的一部。1983年底,湖北江陵(今荆州)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一部被考古队命名为《算数书》:190枚简、约7000字、69个题名、92道算题,墓葬下葬于公元前186年(吕后二年),比《九章算术》至少早200年,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数学专著。

(国家税务总局《汉·张家山汉简〈算数书〉》,2026年11月11日;彭浩《张家山汉简〈算术书〉注释》)

这部最早的数学书里,有一道题叫“狐出关”:狐狸皮、狸猫皮、狗皮的价钱不同,过关税率相同,问各交多少。整部书69个题名里,跟税收直接相关的有7个——田租、关税、盐价、贷息、合资分钱。

(同上,国家税务总局“税赋镜像”栏目)

评一评: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会看出一个很实在的结论——中国数学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一门“办事的学问”,不是“想事的学问”。

它要解决的是:这块地多大、该收多少租;这批粮怎么折算;这趟徭役几个县怎么分摊;这段城墙要多少土方、多少个工。全是行政和工程现场的问题。所以中国数学特别擅长算法——给你一套能照着做的步骤,一步一步算出数来,这叫“术”。

这套传统的优点是惊人的实用。它让一个县衙里的书吏,不需要懂什么公理体系,照着“术”就能把账算平。两千年来中国能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赋税、徭役、仓储、水利,靠的就是这种“人人可学、照做就行”的算法传统。

缺点也一样明显:它不追问“为什么”。《九章算术》246道题,题题有答案、有算法,但几乎没有证明。为什么“广从相乘”就是面积?书里不解释。

这一点,要等到四百年后,才有一个人认真补上。下一节说。


二、从“上禾三秉”到“高斯玻色采样”:一个算“已知的”,一个算“算不出来的”

现代:量子计算要解决的,是经典计算机“算不动”的问题。

“九章四号”做的“高斯玻色采样”,听起来玄,其实可以说清楚:让一堆光子经过一个极其复杂的线路,然后测量最后落在哪些出口。这个过程的概率分布,数学上有定义,但经典计算机要精确算出来,计算量随光子数指数爆炸。

3050个光子,就是3050层指数。所以“九章四号”25微秒干完的活,El Capitan 要算10⁴²年——宇宙年龄才1.38×10¹⁰年,差了32个数量级。

关键在于,这台机器不是“更快的电脑”。它是用物理过程本身去模拟数学过程:光子在干涉仪里走一遍,天然就把那个概率分布“算”出来了。这是完全另一条路。

古代:《九章算术》第八章叫“方程”,18道题。第一道:

今有上禾三秉,中禾二秉,下禾一秉,实三十九斗;上禾二秉,中禾三秉,下禾一秉,实三十四斗;上禾一秉,中禾二秉,下禾三秉,实二十六斗。问上、中、下禾实一秉各几何? 答曰:上禾一秉九斗四分斗之一,中禾一秉四斗四分斗之一,下禾一秉二斗四分斗之三。

(《九章算术·方程》)

三道条件、三个未知数。今天初中生列个三元一次方程组就能解。但请注意古人的做法:他们把三个方程的系数用算筹摆成一个方阵——第一列上禾三、中禾二、下禾一,第二列上禾二、中禾三、下禾一,第三列上禾一、中禾二、下禾三,右面再摆上常数三十九、三十四、二十六。

摆出来的样子,就是一张系数矩阵。然后“直除”:拿一列去减另一列,一步步把方阵化成三角形,最后回代求出答案。这套“遍乘直除”的程序,和今天线性代数里的高斯消元法、矩阵初等行变换,在数学结构上是一回事。

西方要到17世纪,莱布尼兹才提出完整的线性方程组解法。中间差了一千六百年。

这一章还干了另一件更狠的事:引进负数,并提出“正负术”——正负数的加减法则:“同名相除,异名相益,正无入负之,负无入正之。”翻成今天的话,就是同号相减、异号相加、零减正得负、零减负得正。跟现在的法则一字不差。

印度要到7世纪婆罗摩笈多才认识负数,欧洲要到16世纪才普遍接受。

评一评: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差别不在“谁更聪明”,而在问题的性质变了。

古代的“方程术”,是算已知的:条件齐了,答案唯一,算法保证能算出来。它的极限是“人手能摆多少根算筹”——所以《九章算术》最多算到三元、四元,再多就摆不下了。

“九章四号”是算算不出来的:它不保证给出精确答案,只在一个特定问题上,用物理规律“绕过”了计算量。它的极限不是人手,是光子损耗、是系统效率——这次光源效率做到92%、系统总效率51%,才有3050个光子。

但要泼一盆冷水:“量子计算优越性”不等于“量子计算机能用了”。

这个概念的定义很窄——在某一个明确定义的数学问题上超过最强超算。2019年谷歌“悬铃木”宣称实现“量子霸权”,结果中国团队用改进的经典算法,把同一任务在超算上的求解时间从一万年压到几十秒,直接把这个宣称掀翻了。

(中国科大新闻网,2026年5月13日)

所以“快10⁵⁴倍”是个真数字,但它只在一个没人日常使用的采样问题上成立。要让它去算天气预报、算新药分子、算物流调度,还得等容错量子计算机——那可能是十几年后的事。

古人摆算筹摆不下的地方,今天的光子顶上去了;但光子顶不上去的地方,还多着呢。


三、从刘徽割圆到祖冲之的355/113:第一个给算法补上“为什么”的人

现代:今天算圆周率,早就不为圆周率了。

π 已经被算到小数点后几十万亿位,但没人真需要那么多位——航天器轨道计算,15位就够;宇宙尺度测量,40位封顶。继续往下算,是在测试算法和算力:看新的计算方法能不能更快收敛,看新的超级计算机能不能扛住长时间高精度运算。

算π,成了算力的“体检项目”。

古代:公元263年,三国魏人刘徽给《九章算术》作注。他做了一件此前没人做的事——不只给算法,还说明为什么这个算法对。

在“方田”章“圆田术”的注里,他提出“割圆术”:在圆里不断内接正多边形,边数越多,多边形面积越接近圆面积。他从正六边形开始,一路割到正192边形、正3072边形,算出 π≈3.1416(3927/1250)。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圆与圆周率》;刘徽《九章算术注》)

他写下中国数学史上最漂亮的一句话:

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

(刘徽《九章算术注·方田章·圆田术》)

这句话,就是极限思想。用有限去逼近无限,用“差得越来越少”去论证“最后不差”。这已经不只是算,是想。

两百年后,南朝宋人祖冲之把这个数又往前推了一步。《隋书·律历志》记:

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

翻成今天的写法:3.1415926 < π < 3.1415927。同时给出约率 22/7、密率 355/113。

(《隋书》卷十六《律历志》)

密率 355/113 这个分数,是分母在1000以内逼近π最好的有理数。欧洲要到16世纪,德国人鄂图(Valentinus Otto)和荷兰人安托尼兹(Adriaan Anthonisz)才得出同样结果——晚了一千年。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圆与圆周率》;《中国数学史概略》)

评一评:刘徽和祖冲之,是中国古代数学里最“不像”中国传统的那两个人。

中国传统是“术”——给步骤,别问为什么。刘徽偏要问。他注《九章算术》时,凡是原文只给算法没给理由的地方,他一条一条补证明:为什么“圭田术”是半广乘正从,为什么“开立方”要那样摆筹,为什么“正负术”这样加减是对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他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淳风数学功绩简论》,引李约瑟评价)

但他这个传统,没成主流。此后一千多年,中国数学的主流仍然是“术”:算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巧,但公理化的理论体系始终没建起来。到了明代,连《九章算术》本身都几乎失传——今天能读到,靠的是清乾隆年间戴震从《永乐大典》里辑录出来的残本,再加上南宋本的半部。

(国家图书馆《〈九章算术〉》解题)

祖冲之那部更厉害的《缀术》,唐代还是“算经十书”之一,后来直接亡佚了,一个字没剩。

这是实话,得说:中国古代数学在“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在“理”上留下了空白。 而近代科学恰恰是从“理”上长出来的。我们后来挨的那一百多年的打,根子上有一部分就埋在这里。


四、从唐算学馆的三十个学生到13%—15%的课时:数学从“选官的手艺”变成“所有人的必修”

现代:今天中国每一个孩子都得学数学。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规定,九年新授课总课时9522节,各科课时比例为:语文20%—22%,数学13%—15%,体育与健康10%—11%,外语6%—8%。

(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010号建议的答复》,2022年9月23日;《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

13%—15%,意味着一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大约有1300节课花在数学上。这个比例在全世界都算高的。

古代:中国把数学搬进官学,比很多人想的早。

隋文帝时,国子寺下设国子、太学、四门、书、算五学,“算学”正式独立成一门官学,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国子监添设算学馆,学生定额三十人,分两组、每组十五人,学制七年。教材是李淳风等奉敕注释的“十部算经”——《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缀术》《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术》。

(《旧唐书》卷七十九《李淳风传》;《唐会要》卷六十六;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六卷第四十七章)

同一时期,科举里设了“明算”科。也就是说,一个唐朝普通人家的孩子,理论上可以靠“会算数”考进体制。

但请注意三个细节,这三个细节决定了这件事的分量:

第一,门很窄。 算学馆招生对象是“文武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听着很开放,但全国只招三十人。而同期国子学、太学动辄数百人。

第二,地位很低。 算学博士的品阶是“从九品下”——唐代官阶九品三十阶里最低的一档。《唐六典·国子监》明明白白记着。

(《唐六典·国子监》;参《新唐书·百官志三》)

第三,命很苦。 显庆三年(658年),算学馆被废,博士以下人员并入太史局;龙朔二年(662年)才复置。此后又有几次置废。一门学问,朝廷想起来就办,想不起来就撤。

评一评:唐代这一步,方向是对的,力度是不够的。

对的地方在于:它第一次承认“算”是一门正经学问,可以进官学、可以考试、可以做官。这比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把数学归在“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里当预科,时间上不晚,制度上甚至更实用。

不够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把数学当“工具”,没当“学问”。 从九品下的博士,教出来的学生仕途天花板极低,聪明人不愿意来。唐代最顶尖的头脑,都去考进士科写诗赋了。数学被安排在一个“有用但不高贵”的位置上,一放就是一千年。

今天反过来:数学是所有人的必修,课时占比13%—15%,比外语还高一倍。这是巨大的进步——知识不再是筛人的门槛,而是垫人的台阶。

但也带来新问题:当数学变成“人人必考”,它就很容易从“思维的训练”退化成“解题的手艺”。孩子刷了一千道题,能算出答案,却不知道这个公式为什么长这样。

刘徽当年干的事,恰恰是追问“为什么”。这一点,我们其实还不如他。


五、从“三下五除二”到“九章”:工具一直在换,换不掉的是“数感”

现代:算盘早就退出日常了,但它没消失。

2013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决议里的评价很到位:“珠算既是中国人文化认同的象征,也是一种实用工具;这种计算技术经世代传承,融入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具有多重社会文化功能,向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决议,2013年12月4日;联合国新闻2013年12月5日)

今天算账,用手机;做报表,用Excel;写方案,用AI。算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偶尔出现在小学数学的“珠心算”兴趣班里。

古代:从算筹到算盘,中间走了很久。

《九章算术》时代用“算筹”——一根根小竹棍,摆在地上或案上。摆法有横有纵:“一纵十横,百立千僵”,个位竖着摆、十位横着摆,靠方向区分位值。这就是十进位值制。

唐宋之间,算盘逐渐取代算筹。到明代,程大位写《算法统宗》,珠算口诀定型,“三下五除二”“二一添作五”这些词,从此进了中国人的日常语言——直到今天,我们还用“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干脆。

评一评:工具换了一轮又一轮:算筹→算盘→计算器→电脑→手机→AI。每一次换,都是把“算”这件事外包出去。

外包是好事。人脑不擅长做大量重复的精确运算,硬扛只会浪费时间。

但有一件事外包不出去:判断算出来的数对不对。

一个菜贩子,一天卖多少斤菜、进价多少、摊位费多少,心里大概有个数。收银机跳出来一个明显不对的数,他立刻知道机器错了——这叫“数感”。

一个会计,看到报表里毛利率突然从18%变成81%,第一反应不是“今年效益真好”,而是“哪里录错了”——这也叫“数感”。

AI 时代,这个能力比以前更重要。因为机器算得又快又准,它错的时候,也错得很自信。你没有数感,就只能全盘接受。

古人摆算筹,摆的是“数从哪来”;今天用AI,更得知道“数往哪去”。


本期小结

两千年,中国人算的事换了四轮:

第一轮,算“该交多少”——田亩、赋税、徭役、土方。《九章算术》246题,题题都在办具体的公事。数学是行政的副产物。

第二轮,算“为什么对”——刘徽割圆、祖冲之求密率。这是中国数学史上最珍贵的一段,因为它第一次试图讲道理。可惜没成主流。

第三轮,算“算不出来的”——量子计算、超级计算、AI训练。工具从算筹变成了光子,问题的规模从“几亩田”变成了“10的2461次方维”。

第四轮,是现在这一轮——把“算”外包给机器,人回头去管“该算什么”。

真正在变的,从来不是算术,是谁有权算、为谁而算。

唐代算学馆三十个学生,为朝廷算;今天13%—15%的课时,为所有人算;未来AI替所有人算,那人还剩什么?

还剩两样:提问题的能力,和判断答案对不对的能力。

对普通人来说,最实在的是三件事:

一、看到“量子优越性”的新闻,别急着以为量子计算机能用了。 它只在一个特定的数学采样问题上赢,而且是“原型机”,不是产品。这类新闻看两件事: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实际用途。看不懂问题,就先别激动。

二、孩子学数学,多问一句“为什么这么算”。 答案对不对是及格线,知道为什么是分水岭。刘徽的价值不在他算出了3.1416,在他追问了“凭什么”。

三、自己算账,保留“估一遍”的习惯。 房贷、税费、报销、投资收益,机器给结果之前,先心算个大概。差一个数量级,就是有问题。AI 会算错,而且错得很有条理。

最后一句公道话:

中国古代数学赢在“术”,输在“理”;今天的中国算力赢在“量”,还得看能不能赢在“用”。

从246道题到3050个光子,我们算得越来越快。但两千年前刘徽那句“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问的其实不是“等于多少”,而是“能不能一直逼近”。

算得快,是本事;知道该算什么,是智慧。 前者机器已经比人强,后者还得靠人。

(本期数据来源:中国科大新闻网、新华社、央视新闻、《科技日报》、《自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先进计算暨算力发展指数蓝皮书(2025年)》、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古籍原文引自《九章算术》及刘徽注、《隋书·律历志》、《旧唐书·李淳风传》、《唐会要》、《唐六典》、张家山汉简《算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