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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1 · 周三
串串看 · 2026年11月11日
今日主题:从隋大业进士科到371.8万人过审国考——中国人“考出来”的一千四百年
先说几个数字。
2026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371.8万人通过用人单位资格审查,计划招录3.81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98:1(国家公务员局,2025年10月26日)。部分热门岗位,报录比超过2400:1。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教育部,2026年6月3日)。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1.30%,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872.57万人(教育部《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换算一下:国考平均一个岗位98个人抢;高考一年1290万人进场;18到22岁的年轻人里,十个有六个能进高校。
而这条路的起点,在一千四百年前。
一句话概括这条线:中国人用考试选人,选了一千四百年,干成了两件大事——把“看你爹是谁”换成了“看你卷子写什么”,把“一辈子一次”换成了“一年一次、三年一轮”。也留下一个至今没答完的题:考出来的,一定是用得上的吗?
一、从“上品无寒门”到98:1:考试是唯一能把门推开的手
现代: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想进体制,路径是清楚的:报名、笔试、面试、体检、政审。考不上,明年再来,或者换一条路。这条路上没有“推荐信”这一栏,也没有“你父亲是谁”这一项。
这套“只看卷子”的规矩,不是天生就有的。
古代:在科举之前,中国人做官靠的是“看人”和“看家”。汉代靠察举,由地方官推荐“孝廉”;魏晋南北朝靠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给人才打分定品。听着像“综合测评”,实际跑偏得厉害。西晋刘毅上疏批评这套制度,留下八个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意思是——高品级里没有穷人家的孩子,低品级里没有有权势的家族。选人的尺子,最后量的是门第。
隋朝把这个尺子换了。 隋炀帝大业年间设进士科,用考试分科取人,这就是科举的起点。五代王定保在《唐摭言》里写得很明确:“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
到了唐代,科举的地位高到什么程度?同一本书里有一句:“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官做到一品,如果不是进士出身,自己都觉得不体面。
而皇帝怎么看这件事,有一句更直白的话。据《唐摭言·述进士上篇》记载,贞观初年放榜那天,唐太宗悄悄登上端门,看见新科进士排着队走出来,高兴地对身边人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天下的英雄,都进我的射程里了。
这句话常被当成“帝王心术”的笑谈,其实说的是实情:科举不只是选官,它是一次权力转移。 唐代以前,做官的资格攥在世家手里;科举之后,资格攥在皇帝手里——因为卷子是皇帝出的,榜是皇帝放的,人是皇帝选的。所以宋代接着做了一件事:把殿试定为常制,由皇帝亲自主持;还明令禁止新科进士对主考官称“恩门”“师门”、自称“门生”(《宋史·选举志》相关记载)。这不是客套,是防止“座主—门生”结成新的门阀。
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里总结这个变化,只用八个字:“取士不问家世。”
评一评:科举最大的功劳,不是“选出了多少人才”,而是把“资格”变成了“可以争取的东西”。
在它之前,一个人再有本事,出身的墙也翻不过去;在它之后,至少墙上开了一道门,门上写着“考试”。一千三百年里,这套制度录取的进士大约10万人(龚延明等《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辑录100824人;另有统计按“曾实际录取”口径估算为19.3万余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计。这些人里出了张九龄、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张居正、林则徐……如果只靠门第,这些人大部分一辈子进不了史书。
但也得说清另一面:科举把“做官”变成了唯一被承认的出路。
唐宋以后,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去考,社会几乎不给他第二个“体面”的身份。这种“单行道”结构,让整个民族的聪明才智长期往一条窄缝里挤。这不是科举的错,是“只有一条路”的错。 这个问题今天解决了吗?看98:1就知道了——路多了,但“体面”的路还是窄。
二、从“糊名誊录”到“智能安检门”:防作弊,防的从来不是考生
现代:2026年高考,全国升级了智能安检门,重点提高对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考场实行实时智能巡查全覆盖;试卷从印制、运送到保管、分发,全程“一岗多控、人技联防”(教育部2026年6月3日、6月8日发布)。
每年六月,这场考试要动用的防作弊手段,堪比一场安保行动。
古代:而中国人在一千年前就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用的全是“笨办法”。
唐代科举最初并不糊名,反而允许“行卷”——考生把自己平时的得意之作抄成卷轴,送给权贵名流,请他们向主考官推荐。这听着挺人性化:不靠一次考试定终身,还看平时的作品。但它同时也给“打招呼”开了一道正门。
武则天时期,吏部选官“多有不实”,于是下令用纸糊住考生姓名,暗考定等第——这是“弥封”的雏形,但没有形成制度。
真正把它变成铁律的是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采纳监丞陈靖的建议,“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景德四年(1007年),省试设专职糊名官,糊名成为定制;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朝廷专设誊录院,派书吏把试卷全部抄成副本,考官只看抄本(《宋史·选举志》;《宋会要辑稿》)。
为什么要誊录?因为糊名只解决了“看不见名字”,没解决“认得笔迹”。 宋真宗时就有考官让考生在卷子上做“识验”记号(《宋史·陈尧咨传》)。誊录一出,笔迹没了、暗号没了,考官手上只有一份清一色的“复印件”,抄完还有“对读官”逐字核对,防止抄错。
配套的还有两招:锁院——考官一旦受命,立刻住进贡院,一个月内不得与外界接触(淳化三年定);别头试——与考官有亲戚关系的考生,换考区应试(《宋会要》)。
最动人的一个细节,是这套制度连“好意”都挡住了。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知贡举,他的门生李廌应试。苏轼一心想让李廌高中,考前把题目偷偷送了出去,结果被政敌章惇的两个儿子章援、章持截了胡。阅卷时,苏轼挑出一份文采最好的,认定是李廌的卷子,高高兴兴定为第一。发榜才知道:第一名是章援,李廌落榜了。
评一评:这段故事常被当作文人趣谈,其实是一份制度验收报告。连主考官都没法把第一名送给自己想送的人——这套制度才算真的立住了。
技术层面,古人的手段当然比不了今天的安检门和智能巡查。但方向是一样的:把“人情”能钻的缝,一条一条堵上。 今天的智能设备挡的是手机、耳机、眼镜;宋代的誊录院挡的是笔迹、暗号、条子。工具在升级,要挡的东西一千年没变——不是考生,是考生背后那个想帮忙的人。
反过来也得说清:技术再强,也挡不住“想作弊的心”和“能作弊的人”。 清代科场案该出还是出,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科场案、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科场案,主考官被斩,牵连数十上百人。这说明一件事:制度的效力,不在于写得多严,而在于执行得多真。 哪一次“从宽处理”开了口子,后面就要用十次重典去补。
三、从“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到98:1:赔率不同,焦虑相同
现代:98:1,意味着平均98个人里取1个。听起来很吓人。
古代:但把古代的录取率摆出来,今天的考生可能会沉默。
唐代进士科有多难?杜佑《通典》卷十五写得很清楚:“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一千人应试,取一二十个。五代人总结成一句谚语,收在《唐摭言》里:“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三十岁考上明经算“老”,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
具体到人:孟郊四十六岁才登进士第,高兴得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韩愈自己说“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礼部考了四次才中一次,吏部考了三次还是没成。
清代的数据更细。学者对清代17个省255科乡试做过统计,清前期、中期、后期的平均录取率分别约为1.40%、1.35%、1.11%(李木洲、钟伟春《清代乡试录取率研究》,《清史论丛》2025年第2期)。注意,这是“考举人”这一级,还不是考进士。
再往下一级更狠。据《清文献通考》统计,全国每届录取秀才约25000人,同期适龄读书人约500万,院试晋级率仅0.5%;清代中期内地主要地区童试录取率大都在1%左右(《清代童试录取率研究》)。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江南乡试,应试秀才18236人,录取举人114人,通过率0.63%。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整理的数字,把整条链摆得很清楚:清代大约200万童生参加院试,其中3万人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每科约1500人通过乡试成为举人;最终每科进士只剩约300人。
换算一下:从童生到进士,大约两百万里出三百个。
那今天呢? 202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1.30%——意思是18到22岁的同龄人里,六成能进高校。这个数字放在清代,是不可想象的。
评一评:别用录取率直接比“谁更难”,那是耍流氓。
古代中举是“身份跃迁”:秀才见官不跪、免徭役、免赋税,举人直接具备做官资格。考中一次,改的是整个家族的阶层。 今天考公是“稳定就业”,考不上还能投简历、送外卖、做直播、开小店。赔率不一样,赌注也不一样。
真正值得比的,是落榜之后有没有别的路。
古代落榜的读书人去干什么?教书、做幕僚(师爷)、行医、写小说、编地方志、经商。蒲松龄考了一辈子没中举,写出了《聊斋志异》;吴敬梓连秀才都是靠人接济,写出了《儒林外史》。但这些人是有“退路”的少数——家里得有点田,或者有人肯养。 更多的落榜者,一辈子卡在“识几个字、干不了重活”的夹缝里。
今天不一样:社会分工足够宽,一个考不上的人,有几十条路可以走。 这是这一千四百年里最实在的进步——不是考试变容易了,是人生不必只有一场考试。
四、从“八股取士”到“标准答案”:统一格式买到的是可比,卖掉的是多样
现代:今天的高考,作文有字数要求、有评分标准、有“踩分点”;机读卡涂错一格,全题作废;答题要写在指定区域,超出边框不扫描。这套标准化,是几百万份卷子能在几周内改完、且分数可比的前提。
古代:明清的八股文,就是前工业时代最极致的“标准化答卷”。
八股文不是一天长成的。据顾炎武《日知录》:“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 也就是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1487)才真正定型,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形成起、承、转、合,八个段落,其中四段各分两股。《明史·选举志》说得干脆:“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
格式严到什么程度?要“代圣人立言”——你不是在写自己的观点,是替孔子、孟子说话;要对仗排比,句子得成双成对;字数有硬杠:明代四书文满篇三百字、五经文五百字,清顺治时四百五十字,康熙六百年间加到六百字,乾隆以后七百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不许自由发挥(中国作家网2024年7月16日《明清文人如何看八股?》)。
为什么定这么死?因为要“可比较”。 几十万份卷子,几千个考官,如果没有统一格式,根本没法在同一个尺度上排名。这一点,和今天用答题卡、评分细则、双评制,逻辑完全一样。
代价也来了。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骂得极重:“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意思是:八股的祸害等于焚书,糟蹋人才比秦始皇坑儒还厉害。
清代的学者接着骂。阎若璩说“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直追唐、宋及元者,八股时文之害也”;崔述说读书人“自举业外茫无所知”(《考信录》)。这些话不是后人贴的标签,是当时人自己的判断。
评一评:八股不是“蠢人发明的蠢东西”,它是一次认真的工程妥协。
它要解决的问题很硬:在一个没有计算机、没有标准化考试理论的时代,怎么让几十万人的答卷可比? 答案是:把格式焊死。焊死格式,才能批量评分;批量评分,才能大规模取士。 宋代一榜取三四百人,明清每科取两三百人,没有这套标准,根本运转不起来。
它的失败不在格式,在“内容被封死”。 只许代圣人立言,不许有自己的话;只考四书五经,不考算学、农学、工技、律法。格式本来是为了“公平地比”,结果变成了“只能比这一样”。
这个隐忧今天仍然有效。任何标准化考试,都会天然地奖励“可测量的能力”,放弃“不可测量的能力”:会刷题的分高,会动手的分低;会写标准答案的分高,会提怪问题的分低。这不是考试的错,是“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东西”必然的损耗。
怎么办?不是把尺子砸了,是多准备几把。 这些年“强基计划”“职教高考”“技能等级认定”“分类考试”,本质都是在补这件事——承认人不一样,给不一样的人不同的入口。
五、从“冒籍”到“高考移民”:区域公平这道题,一千四百年没做完
现代:高考按省划线、按省定额。同一个分数,在这个省能上重点,在那个省可能上不了本科。于是有了“高考移民”,有了异地高考的社保、学籍年限门槛,有了每年两会上绕不开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不全国一张卷、一条线?
古代:这道题,古人早就撞上了,而且撞得头破血流。
科举从一开始就有“名额分配”。唐代规定上州、中州、下州每年分别可送三人、两人、一人参加京师考试;宋代以后实行配额制;明清把各省乡试录取名额叫**“解额”**,由朝廷硬性规定。清初把省份分成大、中、小三等:直隶、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为大省,云南、广西、贵州为小省(澎湃新闻2016年5月16日《清代如何分配举人数额》)。乾隆九年(1744年)成为定制后,浙江、江西各94名,福建85名,广东72名,江南下江(江苏)69名、上江(安徽)45名,湖北48名、湖南45名。
名额一定,矛盾就来了:教育强的省份竞争惨烈,教育弱的省份相对宽松。 于是出现了“冒籍”——跑到录取容易的地方,冒充当地籍贯考试。
清代对冒籍的处罚,一层比一层狠。**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生童籍贯假冒,“不论已未入学,尽行斥革”,保结的廪生一并惩处;已中式的,“革去举人,发回原籍”。**乾隆八年(1743年)**议准:顶名假冒入场者,“照诈冒例杖八十”,知情的廪生同罪。**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再加码:冒籍中式的举人、进士罚停会试一科,入仕者罚俸一年并勒令改归原籍(《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人民论坛网2020年5月25日《清代如何治理科举“冒籍”现象》)。
最绝的一招,是顺天府乡试设“审音御史”——考官在考场门口听考生说方言,口音不对就查你籍贯(凤凰网2022年12月30日《为考取功名不择手段,清代科举如何处理“冒名顶替”》)。
但冒籍断了吗?没有。 因为利益太大。清末状元张謇,年轻时被塾师所诱,假报邻县籍贯入学,此后“饱受要挟欺诈,耗资千金,几至破家”,最后不得不向学政自首(张謇《啬翁自定义年谱》)。一个后来的状元,先当了一回“高考移民”,还差点被这事拖垮。
再往前追,还有更激烈的一次。**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会试,录取的五十二人全是南方人,北方举子集体告状,朱元璋大怒,处置考官,重开会试,另取六十一人多为北方士子——这就是“南北榜案”。它不是一场简单的舞弊案,它是“全国一张卷”在一个发展极不均衡的帝国里,必然要炸的那颗雷。
评一评:区域公平这道题,古今都没做完,因为它的本质不是“公平”,是“公平与公平打架”。
一边是**“同一张卷子,同一个分数,应该同一个结果”——这是个体公平。另一边是“教育落后地区的人,也得有人能上来”**——这是区域公平。两条都对,但没法同时完全满足。
古代选择了“分省定额”,今天也选择了“分省定额”。这个折中承认了差异,也固化了差异。 它让落后地区不至于“一个都考不上”,也让发达地区的孩子必须“多考几十分”。
能说什么? 第一,不要把这个矛盾说成“谁占了谁的便宜”——这套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让边远地区也有人才上升的通道,这一点古人做对了。第二,真正的解法不在考试端,在发展端:教育资源的差距不缩小,分数线怎么划都是转移矛盾。第三,古今都证明了一件事:只靠“堵”,堵不住。 清代审音御史听着口音抓人,冒籍照样成群;今天查社保查学籍,家长照样想办法。只要两地差距在,人就一定会往宽的那边走。
六、从1905废科举到1977恢复高考:废和立,都疼
现代: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当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录取新生27.3万人(新华网2021年9月23日《【百个瞬间说百年】1977,高考制度恢复》;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恢复高考,知识改变中国》)。录取率约4.8%。
古代:而在此之前七十二年,中国人刚刚把一套运行了一千三百年的考试制度亲手废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诏:自丙午科起,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从隋大业年间的进士科,到1905年的这道上谕,一千三百年,就此断线。
废得对不对?对的。 八股取士考不出蒸汽机、轮船、电报、银行、铁路;甲午之后,朝野都明白这套东西救不了国。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批科举批了几十年,废科举是迟早的事。
但废得太急,代价极大。 一千三百年里,读书人的人生脚本只有一份:读书—考试—做官。1905年之后,这份脚本一夜作废。 几十万秀才、上百万童生,突然发现自己会的东西不值钱了。他们往哪里去?一部分进新学堂,一部分留学日本,一部分投笔从戎,一部分办报、经商、进工厂——还有一部分,成了对朝廷彻底失望的人。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废科举切断了清廷与士绅阶层之间那条最重要的利益纽带。六年之后,1911年,清朝亡了。 这不是唯一原因,但它是重要原因之一。
再看1977年。 那一年恢复高考,不只是“恢复一场考试”,是把被堵了十一年的上升通道重新打通。570万人报考,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父子同场、师生同考。 那一批人后来成了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中坚,被称为“新三届”。
对比一下:1905年是“把路拆了却没修新路”,1977年是“把堵死的路重新打开”。 同样是大动作,一个失了人心,一个收了人心。
评一评:制度的存废,从来不取决于它“对不对”,取决于“废了之后人往哪里去”。
科举该废,但它废得太快,配套没跟上——新学堂不够、新职业不够、新的社会评价体系没建立。一个社会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旧制度坏,是新旧之间那段空档。
1977年的高明之处,是先开门,再修路:先让考的人有学上,再让毕业的人有活干。顺序对了,人心就稳了。
这条经验,对今天所有“改革”都成立:动一个旧东西之前,先想清楚靠它吃饭的人怎么办。
本期小结
从隋大业年间的一纸进士榜,到2026年国考98:1的报名比;从唐代“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叹息,到宋代誊录院里抄卷的书吏;从明成化年间定型的八股,到乾隆年间在考场门口听口音的审音御史;从1905年那道停科举的上谕,到1977年冬天570万人走进考场——一千四百年“考出来”的历史,能读出三条实在道理。
第一,考试是人类发明过的、最不坏的选人办法。 它不完美,会漏掉人才,会奖励应试,会把人变成分数。但它比“看门第”“看关系”“看谁会说”都强。 因为它的错,至少是公开的、可以讨论、可以改的;而“看关系”的错,连说都没处说。宋代那句“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一千年后听着还是热的。
第二,但考试只能解决“分配机会”,解决不了“创造机会”。 一千三百年里,中国人把“怎么公平地选人”研究到了极致,却在“除了做官还能做什么”上想得太少。科举最大的副作用,不是考八股,是让整个社会相信“只有一条路”。 今天的机会比古代多得多,但“只有考编才叫上岸”的心态,还是那股老味道。这不是制度的错,是观念的惯性。
第三,任何“标准化”,都要留一道口子给“不一样的人”。 八股文的格式本来是为了公平,最后变成了枷锁;今天的标准答案、绩点、KPI,逻辑是一样的。一个系统如果只承认一种能力,它早晚会把其他能力的人赶走。 而这些人,往往正是下一个时代的答案。
对普通人,最后给四句实在话:
第一,考试值得认真对待,但别把它当成人生的总评分。 一场考试能决定你接下来四年在哪,决定不了你四十年怎么过。孟郊四十六岁才中进士,韩愈考了四次才过礼部——他们不是“晚成”,是“没停”。
第二,如果你正在考,请把“防作弊”当成保护而不是刁难。 安检门、金属探测、信号屏蔽,挡的不是你,是那些想用钱和关系插队的人。规则越严,普通人的机会越大。 这句话,一千年前的誊录院就证明了。
第三,如果你考不上,先别急着否定自己,先看看“路”在哪。 蒲松龄考不上举人,写出了《聊斋》;吴敬梓考不上,写出了《儒林外史》;张謇冒籍被查,最后成了状元加实业家。这些不是“鸡汤”,是一个事实:古代那么窄的路,都有人拐出去了;今天路这么宽,更没理由卡死在一场考试上。
第四,别拿“录取率”吓自己,也别拿它骗自己。 98:1 听着绝望,但那是“平均”;清代乡试1%听着更绝望,可那是“身份跃迁”的赔率,不是“找份工作”的赔率。把两件不同的事放在一起比,只会把自己比垮。
一千四百年前,隋朝的一个读书人,第一次走进设着“进士科”的考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一件要跑一千三百年的事。今天,371.8万人在网上点下“提交报名”,1290万人在六月走进考场。中间这一千四百年,中国人反复在做同一道题:怎么让一个普通人,凭自己的本事,往上走一步。这道题没有满分答案,但每一次把“关系”换成“规则”,就多一个人能走上去。
(本期史料依据:《晋书·刘毅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隋书·炀帝纪》;王定保《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述进士上篇”(“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杜佑《通典》卷十五(“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郑樵《通志·氏族略》序(“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宋史·选举志》(糊名、誊录、殿试、禁称恩门);《宋会要辑稿》(别头试);陆游《老学庵笔记》(元祐三年苏轼知贡举、李廌落榜事);《明史·选举志》(“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八股之害,等于焚书”);阎若璩《潜邱札记》、崔述《考信录》(批八股语);《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五、卷三七(冒籍处罚、入籍二十年方准应试);张謇《啬翁自定义年谱》(冒籍自首事);《清文献通考》(秀才录取统计)。现代资料来源:国家公务员局2025年10月26日通过中国政府网发布(2026年度国考371.8万人过审、计划招录3.81万人、约98:1);教育部2026年6月3日(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1290万人)、2026年6月8日《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智能安检门、智能巡查);教育部《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7月6日发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1.30%、在学总规模4872.57万人、普通本科招生503.71万人、高职专科招生551.70万人);新华网2021年9月23日《【百个瞬间说百年】1977,高考制度恢复》(570万考生、录取27.3万);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恢复高考,知识改变中国》;李木洲、钟伟春《清代乡试录取率研究》(《清史论丛》2025年第2期:清前期1.40%、中期1.35%、后期1.11%);《清代童试录取率研究》(内地主要地区约1%);今晚报2026年3月25日《科举之路的漫长突围》(引《清文献通考》:每届秀才约25000人、适龄读书人约500万、院试晋级率0.5%;嘉庆二十三年江南乡试18236人取114人、0.63%);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科举考试作弊大全》(清代约200万童生、3万生员、每科约1500举人、约300进士);龚延明等《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辑录进士100824人);宣讲家网2021年10月25日《科举制与中国独特的士大夫阶层》(明清进士51435人);人民论坛网2020年5月25日《清代如何治理科举“冒籍”现象》;光明日报2008年9月21日《古代科举“冒籍”现象及治理措施》;凤凰网2022年12月30日《为考取功名不择手段,清代科举如何处理“冒名顶替”》(审音御史);澎湃新闻2016年5月16日《清代如何分配举人数额》(解额、大中小省);中国作家网2024年7月16日《明清文人如何看八股?》(八股字数、顾炎武语);中国社科院民族所邸永君《制艺之辨》(八股定型于成化年间);中新网2011年5月26日《宋代建“糊名誊录”制度防科举舞弊》;中新网2017年6月5日《探寻杜绝考试作弊的“弥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