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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0 · 周二
串串看 · 2026年11月10日
今日主题:从贾湖骨笛到7.24亿听歌人——中国人“把一首曲子留下来”的九千年
先说几个数字。
截至2025年6月,全国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7.24亿人,占网民的64.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025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约5190.35亿元,同比增长5.3%;其中数字音乐产业1150.75亿元,同比增长12%,在线音乐付费用户接近1.9亿;音乐演出市场424.13亿元,同比增长9.5%,其中现场音乐场所票房突破50亿元、同比增长45%(中国传媒大学《2026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2026年6月发布)。
同一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64.04万场,票房收入616.55亿元,观众1.94亿人次;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0.3万场,直接带动票房之外的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消费超过2200亿元(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6年1月13日《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
换算一下:平均每天有1754场营业性演出开演、53万人走进剧场和场馆;平均每人每天听的歌,背后连着一条从创作、录制、发行到演出的产业链。
但这条产业链的根,扎在九千年前的一支鹤骨上。
一句话概括这条线:中国人做音乐做了九千年,但“把一首曲子完整留下来”这件事,直到最近一百年才真正解决——中间那八千多年,我们丢掉的曲子比留下的多得多。
一、从8000多年前的一支鹤骨笛到7.24亿人戴耳机:声音留不住,但器物留下来了
现代:今天听一首歌,路径是这样的:打开应用,点一下,音乐从云端流进耳朵。这首歌的每一个音高、每一拍速度,都被精确写在数字文件里,误差是零。你在北京听,和在广州听,是同一首。
这种“一模一样”的复制,在人类历史上是极新的事。
古代:而中国人对“音要准”这件事的要求,早得惊人。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到7500年。从1986年第一支骨笛出土至今,这里先后出土骨笛近50支,有两孔、五孔、六孔、七孔、八孔之分,多数为七孔,全部由丹顶鹤的尺骨制成,长度在17.3到24.6厘米之间(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8日《一曲笛音越古今》;河南博物院藏品介绍)。
测音结果让音乐界改了口径:部分七孔骨笛已具备完备的七声音阶结构,能完整吹奏《小白菜》《梁祝》这类现代曲调。在此之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先秦只有五声音阶。贾湖骨笛的出土,推翻了中国七声音阶“西来说”和“笛子西来说”,把中国音乐史的起源时间向前推到8000多年前(新华网2025年11月10日《瞭望丨器以载道:博物馆里的中华文明基因图谱》;光明网2025年6月26日《贾湖骨笛:吹奏出远古的文明星火》)。
1999年,贾湖骨笛的照片和论文《石器时代的声音》登上英国《自然》杂志封面。
更值得琢磨的是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贾湖先民取一截鹤的中空尺骨,截掉两端关节,经过度量、计算、划线或用点标记,再钻孔、调音。鹤骨粗细不一,容易产生音差,于是他们又在七孔旁另开小孔来校正(光明网2025年6月26日)。
注意这几个动作:度量、计算、划线、做标记、开校正孔。
这不是“随手戳几个洞”。这是一套标准化的意识:先定规矩,再动手;做完还要校验,误差要修。九千年前的一个人,为了让另一个音高一点或低一点,已经在做我们今天叫做“工艺控制”的事情。
2023年至今,贾湖遗址第九、第十次发掘又新发现骨笛20余支,其中个别骨笛中间有刻画符号,一侧有等距离划分的刻度,类似度量衡(新华网2025年11月10日)。度量与音律,在起源处就是一件事。
评一评:这一节要说清一件事——骨笛的伟大,不在“最早”,在“最讲究”。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土过史前哨、骨管,能吹响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贾湖人在骨头上刻线、算距离、留校正孔,说明他们要的不是“响”,是“准”。一个愿意为音高误差多钻一个孔的民族,后来造出65件一组的编钟,不是偶然。
但也得说清局限:骨笛留住了“器”,没留住“曲”。 这支笛子当年吹的是什么调子、什么节奏、给谁听,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能复原它的音,复原不了那首歌。
这就是音乐这门艺术最要命的地方:它一响就没了。 不写下来,人一走,声音就彻底消失。
接下来两千年,中国人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一半成功,一半失败。
二、从六经里丢了一部《乐》到“哑巴音乐史”:中国人算得准音,却没记全谱
古代:中国最早的“乐谱”,其实不是谱,是动作说明。
现存最早的琴谱《碣石调·幽兰》,是南朝梁代人丘明传谱、唐代人手抄的卷子,用汉字一句一句描述怎么弹——哪个手指、按哪根弦、按在第几徽。这种“文字谱”繁琐到什么程度?一首曲子抄下来是一大卷。唐代中期,相传曹柔发明减字谱,把汉字减笔拼合成符号,沿用至今已逾千年,现存古琴传曲650多首、传谱3300多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为君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但减字谱有一个致命的特点:它记的是“怎么弹”,不是“弹什么”。 音高记了,指法记了,节奏不记。同样一份谱,不同琴家弹出来,快慢可以差一倍。所以古琴界有个专门的词叫“打谱”——把古谱重新译解、重新定节奏,这本身就是一次再创作(人民日报2022年7月31日《发现古谱中的神韵和魅力》)。
宋元以后,戏曲和器乐用得更多的是工尺谱(上、尺、工、凡、六、五、乙),比减字谱直观,但同样只记骨干音,节奏靠“板眼”粗略标注。西安鼓乐至今还在用唐宋俗字谱,被称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可研究者说得很直白:这些谱“记录的只是骨干音,其提示性多于明晰性,含蓄性多于严密性”,如果没有相应传承,仅仅从乐谱本身,极难准确、完整地还原乐曲原本的形态(文化艺术报《西安鼓乐:来自千年前的中国交响乐》)。
结果是什么? 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杨荫浏先生说过一句很重的话:
“中国古代音乐史是一部没有音乐的哑巴音乐史。”
《诗经》三百篇,本来是唱的;宋词,本来是唱的;元曲,本来是唱的。绝大部分曲调,因为缺少记录,全部失传。 今天我们知道“关关雎鸠”的词,不知道它怎么唱(同上)。
更极端的一个例子:“六经”里有一部《乐》,今天只剩“五经”。 《乐》是不是曾以文字成书,学界还有争论;但无论它是一部典籍还是一门技艺,它是最先消失的那一部。原因不难想:礼可以写,诗可以抄,乐必须响——它最依赖“声音”这个留不住的载体(《庄子·天运》“六经”说;中国作家网2026年9月4日《寻找迷失的〈乐〉》)。
评一评:这是全篇最该指出的一处“做错”,而且要说重一点。
古人不是“不能”记,是“不为”。 证据很硬:中国古代的律学计算精细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琴书大全》里论律、论调、论曲,繁琐到外行“如坠云里雾里”。既然能把音律算到小数点后十几位,记个节奏有那么难吗?不难。 是观念上认为不必记。
有琴家说得很漂亮:不标节奏,是有意给演奏者留下灵活空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华音网《琴乐“活法”及谱式优劣之我见》)。这话有它的道理——中国艺术重“意会”,重“留白”,重师承。
但代价是明明白白的:八千年的旋律,我们只找回来一小部分。
一种文明的选择,会在几千年后结账。“重意会、轻记录”这套审美,让中国音乐极有韵味,也让它极易失传。 这不是崇洋,是算账:西方中世纪用纽姆谱一步步走向五线谱,为的是教堂里几百人唱同一首歌不走调;我们用工尺谱记骨干音,为的是文人自己抚琴自娱。目标不同,结果就不同。
现代:这个死结,最后是被技术解开的,而且不是被“更好的谱”解开的。
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从那一刻起,音乐第一次不需要“谱”也能被完整保存——直接存声音本身。20世纪,磁带、唱片、光盘;21世纪,数字文件、云端、流媒体。今天一首歌上传到平台,全世界听到的是同一个版本,误差为零。
7.24亿人戴耳机听歌,背后是这个一百多年的技术积累。
但技术解决了“保存”,没解决“传承”。 数字文件能存住一首歌,存不住一种唱法、一种口传心授的味道。所以2003年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用的是“口头和非物质”这几个字——真正需要救的,从来不是谱子,是人。
三、从65件编钟到2的12次方根:定音这件事,中国真的领先过
古代:1978年5月,湖北随州擂鼓墩,一座泡在水里的墓被抽干。水落钟出——曾侯乙编钟。
这套钟共65件,分三层八组挂在曲尺形的铜木钟架上,钟架长7.48米、高2.65米,全套总重2.5吨。墓主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乙,约葬于公元前433年(随州市人民政府网站2025年4月23日《编钟出世惊寰宇》;湖北省博物馆藏品介绍)。
它有三件事,在1978年之前没人敢想:
第一,一钟双音。 敲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两音相差三度。这在先秦青铜钟上普遍存在,但古籍里没有明确记载,到隋朝就已失传——隋朝宫廷用的钟,一只钟只有一个音(国家档案局《世界记忆(国际)名录申报书:随州曾侯乙编钟》)。
第二,十二律齐备。 整套钟音域跨五个半八度,中心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全,能演奏五声、六声、七声音阶的乐曲,音域之宽“仅次于现代钢琴,比钢琴出现早2100多年”(中新社2025年4月18日《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第三,3755字铭文。 钟体、钟架、挂件上共刻铭文3755字,其中绝大多数是编号、标音和乐律理论,记录了28个律名、66个阶名,涵盖十二个半音的全部基本称谓及其异名。这是目前所见唯一的中国先秦官方乐律文献,也是“人类最早从科学角度认知音乐的文献”(随州市人民政府网站2025年4月24日《2400年前的“音乐记忆”》)。
2025年4月17日,随州曾侯乙编钟以“铭文”为申报对象,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但编钟之后,中国人遇到了一个数学难题:三分损益法算不回去。
按“三分损一、三分益一”的办法,从黄钟出发,往上生十二次,得到的第十三律回不到出发的那个音——差了约四分之一个半音。这叫“黄钟不能还原”,意味着不能自由转调:一首曲子换到别的调上,音就不准了。这个难题困扰了中国乐律学两千多年。
解决它的是一个王子。 明代郑王世子朱载堉(1536—1611),不愿继承王位,一生研究乐律。1584年,他写出《律学新说》,提出**“新法密率”——把八度音程按等比数列均分成12份,每一份的比例是2的12次方根**。
他没有计算器,用了一把81档的大算盘,连续开平方、开立方,把这个数算到小数点后25位:
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
他还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等程律定音器——“均准”(弦式)和律管(管式),谱写了等程律曲谱,实现了自由转调(中国科学技术馆“十二等程律”展品说明;科普中国《黄钟律历:明代科学家朱载堉的智慧与成就》)。
这个时间点很重要: 荷兰数学家斯特芬1605年提出十二平均律算法,法国科学家梅森1636年得出同样数值,巴赫1722年写出《平均律钢琴曲集》验证它。朱载堉比他们早几十年,是全世界第一个用严密数学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中新网2014年2月13日《明朝朱载堉似“科学达人” 首创十二平均律》)。中国学者刘复1933年发表《十二等律发明者朱载堉》,比较中西之后断论:首创者是朱载堉。
因为今天所有键盘乐器都按十二平均律定音,朱载堉被称作**“钢琴理论的鼻祖”**,这项成果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
现代:今天你手机里任何一个钢琴音色、任何一首流行歌的编曲软件,底层都是这个2的12次方根。四百四十年前,一个中国人用算盘把它算出来了。
评一评:这一节,该夸的必须夸到位,不能含糊。
这不是“我们也有”,是“我们先有,而且更准”。 曾侯乙编钟把“一钟双音”的工艺做到极致,朱载堉把“转调”的数学做到底——在“把音定准”这件事上,中国人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16世纪,两次站在世界最前面。 这一点不必谦虚,也不需要加“但是”。
但要加一个“但是”,而且这个“但是”比成绩更值得记住。
第一,“一钟双音”在隋朝就失传了。 技术做出来了,没写清楚,没传下去。等到1978年考古队把钟挖出来,我们才知道祖先有这个本事——中间一千三百年,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 这说明一件事:技术不写进书、不变制度、不教学生,就会死。
第二,朱载堉的书被束之高阁。 《律学新说》《律吕精义》献上去,结果是“宣付史馆,以备稽考”——存档备查,没有推广。明代宫廷雅乐照旧用旧律。十二平均律真正落地生根,是在欧洲的键盘乐器上,不是在中国的乐器上。 直到近代,中国才普遍用起这套自己祖先发明的律制。
这就是最扎心的地方:中国人两次把问题解决了,两次都没把成果变成“公共的东西”。 一次是没写下来,一次是写了没推广。知识的价值,不在“有人想到”,在“有多少人用上”。
四、从“一入乐籍,永为贱民”到16132名会员:做音乐的人,算不算人
古代:唐代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教坊、梨园、宜春院,长安洛阳两京的歌舞,杜甫写“此曲只应天上有”。
但做音乐的人,是贱民。
唐代户口分良人、杂户、官户、官奴婢几等。乐户属于“杂户”,是贱籍。据《唐律疏议·户婚》:
“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
这不是一句空话,是一整套制度(《北京日报》2021年3月3日《印度国王都向玄奘打听,唐代乐舞远比〈唐宫夜宴〉更精彩》;山西大学学报相关研究):
- 子女一出生就编入乐籍,世代为乐户,不能自由脱籍;
- 不可自由迁移,不能转业,只能干这一行;
- 后代不能参加科举——也就是说,一个天赋极高的音乐家,他的儿子哪怕读书再好,也进不了考场;
- 逃亡要受刑: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 良贱不能通婚,隐瞒身份成婚的,强制离婚加杖一百。
最典型的例子是许和子(永新)。 唐代宫廷歌手,歌声“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唐玄宗赞她“此女歌值千金”。天宝二年玄宗命李白作新词,许和子为新词谱调,她觉得“侧调低沉喑哑,与清调、平调不协和”,建议删去侧调,于是“清平侧调三章”变成“清平调”两章——今天人人知道《清平调》是李白写的,很少有人知道定调的是她(《开元天宝遗事》;观察者网2019年7月21日)。安史之乱后,她流落风尘而终。
她技艺顶尖、皇帝宠爱、与李白并肩,但她的身份是贱民。
现代:今天的规则完全反过来了。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音著协)2025年年度数据:许可收入6.04亿元,同比增长26.6%,创历史新高;自1992年成立以来累计为音乐著作权人收取使用费约49.54亿元;年度新增会员2068人,会员总数16132人;版权信息管理数据库已涵盖2400余万首音乐作品;全年完成14次使用费分配,涉及金额4.73亿元(音著协2026年1月29日第50期《会讯》)。
2025年9月1日,《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施行。2024年4月,全国首例AI声音侵权案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宣判:对录音制品的授权,不等于对声音AI化的授权,未经授权把别人的声音AI化牟利构成侵权,判赔25万元(人民网2026年9月18日《人民锐评:守住原创底线,AI音乐不能无规则生长》)。
评一评:这一节的反差最大,而且最容易被忽略。
我们习惯把音乐史写成“作品史”:谁写了什么曲子、什么乐器、什么律制。但音乐是人做出来的。做音乐的人被当成什么,决定了这个行业能长多高。
唐代有全世界最会做音乐的一批人:教坊的乐工、梨园的乐师、能唱“声闻于天”的歌者。可这套制度把他们钉死在贱籍上:不能考试、不能改行、不能迁移、不能和普通人结婚。 一代人的天赋再好,也只能世世代代当“工具”。
这不是“古代落后”,这是一个具体的制度错误——它把最有创造力的一群人,排除在社会的上升通道之外。 你可以说唐代音乐繁荣,但那种繁荣是“宫廷消费型”的繁荣,不是“行业成长型”的繁荣。它依赖皇帝的兴趣,不依赖从业者的积累。
今天的对比很清楚:音乐人是著作权人,不是“乐工”。他们有自己的组织(音著协16132名会员),有法定权利(表演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分配机制(一年14次分配、4.73亿元),有维权渠道(法院判赔)。
这个变化不来自技术进步,来自“人的地位”变了。 一个社会怎么对待做音乐的人,比它能造多好的乐器,更能说明它的文明程度。
五、从“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到AI歌曲占入库三成六:机器也会写歌了
古代:中国古人对音乐的态度,和今天很不一样。
《孝经·广要道章》记孔子的话: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记·乐记》说得更系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荀子·乐论》讲得更直白:
“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注意这套逻辑:音乐不是“娱乐产品”,是“治理工具”。 它是用来“善民心”“移风易俗”的——所以先王要“著其教”,要管:什么音乐能听,什么不能听;雅乐为正,郑声为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这个观念有它的高明处:中国人很早就知道音乐能塑造人心,这不是玄学,是洞察。但它也有代价:音乐被赋予了太重的政治功能,个人的喜怒哀乐就没了位置。 一个只想写首情歌的人,在这套框架里是“淫声”;一个只想听个热闹的人,会被说“玩物丧志”。
现代:而今天,音乐的位置彻底变了——它首先是产业,是消费,是个人的选择。 5190.35亿元的产业规模,1.94亿人次的演出现场,7.24亿人的耳机。音乐回到了“人的表达”这一边。
但新的问题来了,而且来得很快。
2025年,腾讯音乐平台入库歌曲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歌曲占比高峰达36%(腾讯音乐研究院《2025华语数字音乐年度白皮书》,转引自中金公司2026年9月研报)。而AI音乐的分成,被压到普通音乐的十分之一;行业里做一首歌的报价,从几年前的2万到3万元,跌到几十块(界面新闻·JMedia 2026年3月24日《音乐产业大变革:AI日产700万首,收益锐减90%》)。
同时,平台端的分配也被诟病:有行业报道称,国内在线音乐平台每千次播放收益平均在1元左右,而国外平台是20到50元,且平台抽成机制不透明,音乐人只知道词曲唱三方之间的分成比例,不知道平台抽多少(界面新闻·JMedia 2025年11月19日《“神曲印钞机”轰鸣》)。
评一评:这一节,是把两千年前的问题又问了一遍,只是问法更尖锐。
核心问题从来是同一个:音乐是“人的表达”,还是“可复制的产品”?
- 古人选前者:所以不精确记谱(怕框死意韵),所以“乐者天地之和”(音乐要合乎天道,不是商品)。
- 工业时代选后者:所以有版权法、有唱片公司、有排行榜(音乐是可以卖的东西)。
- 现在人工智能把“复制”的成本压到接近于零:一天能产几百万首,一分钱不花。
结果不是“AI会不会写歌”的问题——它会,而且写得越来越像。真问题是:写歌的人还能不能拿到钱?
这里必须公正地说两面。
好的一面:技术确实降低了门槛。一个人不会乐器、不懂乐理,也能把脑子里的旋律做出来。这对无数有想法没条件的人是好事。中国在AI音乐上的治理也不算慢:《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2025年9月1日施行,要求音频类AI内容标注显式和隐式标识;2024年4月全国首例AI声音侵权案判赔25万元,明确“声音AI化需要单独授权”;2026年9月上海首例AI声音仿冒不正当竞争案判赔75万元。规则在往前走。
不好的一面:当供给无限、成本趋零,最先被压垮的是中腰部创作者。 顶尖歌手不受影响,因为人们买的是“这个人”;但靠写歌吃饭的普通音乐人,报价从2万跌到几十块,这就是现实。一个行业如果只剩头部能活,它就不再是行业,是赌场。
还有一个更深的隐忧:如果训练AI的养料是海量人类原创作品,而这些作品的使用没有经过授权、没有付费,那这就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白拿”。 我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有明确边界,AI训练直接抓取原创作品并不在合法使用之列(人民网2026年9月18日)。
两千年前,中国人担心的是“淫声乱政”;今天真正要防的,是“白用不给钱”。 前者是道德焦虑,后者是实实在在的饭碗问题。
本期小结
从9000年前贾湖的一支丹顶鹤尺骨,到公元前433年随州的65件编钟;从唐代教坊里“一入乐籍、永为贱民”的乐工,到明代朱载堉用81档算盘算出的2的12次方根;从杨荫浏那句“中国古代音乐史是一部没有音乐的哑巴音乐史”,到2025年7.24亿人的耳机和16132名著作权人——九千年“把一首曲子留下来”的历史,能读出三条实在道理。
第一,中国人在音乐上的“硬功夫”,比我们以为的强得多。 七声音阶不用从西边学,公元前5世纪就能一钟双音、十二律齐备,16世纪就解出了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解。这些不是“文化自信”的口号,是博物馆里的实物、算盘上的数字、联合国名录上的记录。该骄傲的时候别含糊。
第二,但“做出来”和“传下去”是两件事,我们常常只做到前一半。 一钟双音在隋朝失传,一千三百年后靠考古挖出来;十二平均律的书被“宣付史馆”束之高阁,最后在欧洲的钢琴上开花;工尺谱、减字谱只记骨干音不记节奏,《诗经》《宋词》《元曲》的曲调绝大部分永远消失了。原因不是笨,是观念:重意会、轻记录,重师承、轻公共化。 这个教训今天仍然有效——任何本事,只有变成别人学得会、用得上的东西,才算真的留下来。
第三,一个行业的天花板,是它给从业者的地位决定的。 唐代的音乐再辉煌,乐工是贱民,行业就只能是宫廷的装饰;今天音乐人是著作权人,产业才做到了5190亿元。对做内容的人来说,这条最实在:你的作品有没有权利、有没有组织、有没有分配机制,比你的才华更能决定你能不能靠它吃饭。
对普通人,最后给四句实在话:
第一,喜欢就正版听,这是最便宜的“投票”。 一次会员十几块,落到创作者手里的可能只有几毛,但那几毛是“这条路能走”的信号。你花钱的方式,决定以后还有没有人愿意认真做歌。
第二,别信“AI写的都一样”这种话,但也别怕它。 机器能拼出像样的旋律,拼不出一个人为什么在那一年写了那首歌。人真正值钱的地方,从来不是“会做”,是“为什么做”。 这句话对所有行业都成立。
第三,如果你自己也写点东西——歌、文章、照片、视频——请养成留底的习惯。 古人最大的损失不是没才华,是没留档。存三份:本地一份、云端一份、发给信任的人一份。 九千年后的考古队挖不到你的硬盘,但你自己明天就可能找不到。
第四,看到好的老东西,别只在短视频里看十五秒。 一段古琴、一段鼓乐、一段地方戏,背后是几十代人的口传心授。你多看一眼、多买一张票、多转给一个可能感兴趣的人,就是给它续了一口气。
九千年前,一个贾湖人蹲在湖边,拿一截鹤骨钻孔。他大概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是想让那个音,再准一点。今天我们用耳机听歌,按一下播放键,那个“再准一点”的执念,已经变成了7.24亿人的日常。中间丢掉的曲子多得数不清,但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一个音高多钻一个孔,这条线就没断。
(本期史料依据:《周礼·保氏》六艺“六乐”;《孝经·广要道章》“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故先王著其教焉”;《荀子·乐论》“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庄子·天运》“六经”说;《唐律疏议·户婚》“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开元天宝遗事》许和子(永新)条;《碣石调·幽兰》唐人手抄卷子(现存最早琴谱);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律吕精义》(1596年);杨荫浏关于“哑巴音乐史”的论述(转引自文化艺术报《西安鼓乐:来自千年前的中国交响乐》)。现代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6月网络音乐用户7.24亿、使用率64.5%);中国传媒大学《2026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2026年6月15日发布:2025年音乐产业总规模5190.35亿元、数字音乐1150.75亿元、音乐演出424.13亿元、付费用户近1.9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6年1月13日《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64.04万场、616.55亿元、1.94亿人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6年4月21日发布(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收入837.22亿元、大型演出带动系数1:6.85);音著协第50期《会讯》(2026年1月29日:2025年许可收入6.04亿元、累计49.54亿元、会员16132人、数据库2400余万首、14次分配4.73亿元);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8日《一曲笛音越古今》;光明网2025年6月26日《贾湖骨笛:吹奏出远古的文明星火》;新华网2025年11月10日《瞭望丨器以载道:博物馆里的中华文明基因图谱》;河南博物院“舞阳贾湖骨笛”藏品介绍;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编钟”藏品介绍;国家档案局《世界记忆(国际)名录申报书:随州曾侯乙编钟》;中新社2025年4月18日《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随州市人民政府网站2025年4月23日《编钟出世惊寰宇》、2025年4月24日《2400年前的“音乐记忆”》;中国科学技术馆“十二等程律”展品说明;科普中国《黄钟律历:明代科学家朱载堉的智慧与成就》;中新网2014年2月13日《明朝朱载堉似“科学达人” 首创十二平均律》;《北京日报》2021年3月3日《唐代乐舞远比〈唐宫夜宴〉更精彩》(唐代乐户制度);观察者网2019年7月21日《唐代歌女的悲哀》(许和子);人民日报2022年7月31日《发现古谱中的神韵和魅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为君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华音网《琴乐“活法”及谱式优劣之我见》;文化艺术报《西安鼓乐:来自千年前的中国交响乐》;中国作家网2026年9月4日《寻找迷失的〈乐〉》;人民网2026年9月18日《人民锐评:守住原创底线,AI音乐不能无规则生长》;界面新闻·JMedia 2026年3月24日《音乐产业大变革:AI日产700万首,收益锐减90%》、2025年11月19日《“神曲印钞机”轰鸣》;中金公司2026年9月《在线音乐深度观察》(转引腾讯音乐研究院《2025华语数字音乐年度白皮书》AI歌曲入库占比36%);《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2025年9月1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