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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09 · 周一
串串看 · 2026年11月9日
今日主题:从北宋“望火楼”到“119”——中国人“防火救火”的一千年
今天正好是11月9日。这个日子和火警电话“119”是同一个数,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起,它被定为“119消防宣传日”。
先说几个数字。2026年3月17日,国家消防救援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2025年全国火灾形势:
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84.1万起,亡1827人、伤2161人,直接财产损失85.3亿元。与2024年相比,起数、亡人数、伤人数分别下降7.6%、9.5%、19.6%,直接财产损失上升1.8%(新华社2026年3月17日电)。
换算一下:平均每天2300多起火灾,平均每天约5人死于火灾,平均每起火灾的直接损失约1万元。 这一年,全国消防救援队伍接报处置各类警情244.4万起,出动消防救援人员2593万人次、消防车469.9万辆次,从现场营救被困人员21.1万人、疏散10.2万人;全年平均不到13秒钟处置一起警情,除夕当天是3秒钟一起;全年出警量超过1000次的消防救援站有135个(同上)。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和文明一样老的问题:火着起来了,谁来救?怎么知道?谁负责?
一句话概括这条线:一千年前,中国人就把“救火”从私事办成了公事,还建了世界上第一支官办专业消防队;这一千年里真正变的,不是水桶变成了水枪,而是“这件事该谁管”的答案——从“官府包办、不劳百姓”,变成了“政府、单位、公民,一个都跑不了”。
一、从“每坊巷三百步一所军巡铺”到“13秒一起警情”:救火第一次成了“公家的事”
现代:今天的“119”并不是一开始就叫119。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火警电话是09——“0”是当时国家规定的特别通讯号码。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通讯服务号码由“0”改为“11”,1982年,全国火灾报警电话统一为119,取汉语“要要救”的谐音(新华网《从“09”到“119”,一文回顾“火焰蓝”发展历程》;上海市公安局《我国“119”的由来》)。更早的1950年,哈尔滨就已经在用119了。
电话只是一个入口。它背后连着的是一整套东西:统一号码—集中接警—分级调派—专业队伍—跨区域增援。 2023年1月6日,由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和森林消防局整合而成的国家消防救援局挂牌,把城乡火灾和森林草原火灾的扑救放进同一个体系(中国政府网2023年1月6日)。2025年,全国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处置森林草原火灾272起,在20余个省(区、市)的80余处重点地域靠前驻防,出动171.6万人次(新华社2026年3月17日)。
古代:而这套“公家办消防”的思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走通的国家之一。
周代就有“火官”。 《周礼·夏官》里设“司爟”一职: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
司爟管的是“行火之政令”——什么时候能用火、怎么用火。但这时候还只有“官”,没有“队”。
唐代有了“武候铺”。 长安、洛阳的坊里集市设武候铺,除了人,还储备水袋、皮袋、溅筒之类的灭火器具(浙江省社科联《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是“有编制、有装备”的雏形,但仍归治安机构兼管。
真正跨过那条线的,是北宋。 《东京梦华录》卷三有一节,标题就叫“防火”,全文不到150字:
“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杈、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
翻成白话:每隔三百步左右设一处军巡铺,五个兵,夜里巡逻;高处用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楼下几间官屋,驻兵一百多人,配备大小水桶、洒子、麻搭(长杆顶端绑散麻、蘸泥浆扑火的工具)、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铁锚,用来钩拉倒房)等一整套家伙。一有火情,骑兵飞奔报信,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自带人扑救。
“不劳百姓”四个字,是这段记载里最要紧的四个字。 它说明到北宋,城市消防已经从“街坊邻居帮忙救”变成了由官方专业队伍承担。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专业城市消防队(光明网《世界首支官办专业消防队来自中国》,2023年7月14日)。
更少人知道的是:望火楼是有设计标准的。 1103年颁行的《营造法式》规定了望火楼的形制参数——四柱,各高约9.5米,基高约3.3米。也就是说,这东西不是随便搭个架子,而是写进了国家建筑规范(新华网《火灾来了,一千年前的人咋办?宋代消防队这么“哇塞”》,2023年11月9日)。
评一评:这一节要说清一件事——宋代这一步,性质上不是“技术进步”,是“责任转移”。
救火本来是私事:你家着火,你自己扑,邻居帮,烧完了自己认。军巡铺的意义在于,它把“救火”变成了一项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是有编制、有营房、有装备、有巡逻制度的一项。这在11世纪的世界范围内是极罕见的。
但“不劳百姓”这四个字,一半是德政,一半是隐患。
德政的一面:老百姓不用冲进火场,减少了无谓伤亡,这在当时是实实在在的保护。
隐患的一面:既然“不劳百姓”,百姓也就不必会。 会报警、会逃生、会用灭火器——这些能力,宋代的城市居民是不需要具备的,因为官府包了。而一旦官府的力量够不着(战乱、朝代更替、乡村远郊),这套能力就交不出来。
这就说到今天最本质的差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条写的是: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
注意这四个主体:政府、部门、单位、公民。 宋代的答案只有第一个。从“一家包办”到“四方共担”,这一千年最实质的进步在这里,不在水枪上。
二、从“举旗为号、易之以灯”到“望火楼下的百人营”:发现火情,古人比我们想的精细
现代:今天火警从拨通到消防车出库,很多地方是以秒计的。指挥中心的大屏上,报警位置、建筑结构、周边水源、危化品信息、行车路线一起弹出来。
这套能力的核心不是“电话”,是信息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准确的形式,送到能做决定的人手里。
古代:南宋临安(今杭州)把这件事做到了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极限。
《梦粱录》卷十《防隅巡警》记:
“官府以潜火为重,于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驻军兵,及于森立望火楼,朝夕轮差,兵卒卓望,如有烟处,以其帜指其方向为号,夜则易以灯。”
白天举旗指方向,夜里换灯笼。 这就是12世纪的“火警编码”。
这套编码还挺讲究。据记载,望火楼上的兵卒发现火情后:朝天门以内的,摇三面旗;朝天门以外的,摇两面旗;城外的,摇一面旗。夜里同样,只是旗换成灯。驻在各隅的潜火兵按平时划好的地段出动,“以免城市秩序混乱”(浙江法治报《望火楼:中国古代消防站》,2024年3月1日)。
划地段、按区包干——这就是今天的“辖区责任区”。
规模上,南宋比北宋更狠。临安“官府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梦粱录》)。《淳祐临安志》记载,临安有潜火军兵20隅、7队,共5100人;而《乾道临安志》记当时驻临安的禁军厢军总计22139人——潜火军兵占了驻军近四分之一(光明网,2023年7月14日)。南宋中叶,临安火灾频发的局面确实被压住了,《淳祐临安志》的说法是:“增置潜火军兵十二隅、七队,皆就禁军内抽拨,处置得宜。自是十来年间,民始安堵。”
更专业的是分工。临安的“潜火七队”分水军队(206人,专管射水)、搭材队(118人,专管拆房断火路)、亲兵队(202人)、帐前四队(350人)——喷水的和拆房的分开编,这已经是现代消防“灭火组+破拆组”的思路(新京报《早在宋朝,我们就拥有了世界上第一支专业城市消防队》,2021年5月5日)。
评一评:这一段最该被记住的不是“古人真聪明”,而是古人在信息传递上的极限,和他们在制度设计上的超前。
没有电话、没有无线电,能想到的最快办法就是高处的眼睛+约定好的信号。举几面旗、点几盏灯,把“哪个方向、多远”压缩成几个可识别的符号——这本质上是一套原始编码系统,和今天指挥中心屏幕上跳动的坐标,是同一个思路的不同技术版本。
但也要看清楚它的天花板:望火楼能看见烟,看不见“为什么冒烟”;能报出方向,报不出“楼里还有人”。 今天的指挥中心能调出建筑图纸、知道哪层住着行动不便的老人、知道这栋楼的消防通道昨天有没有被堵——这个差距不是“设备差”,是“信息维度差”。 古代只有一维的信息(方位),今天有几十维。
还有一条更硬的事实:这套体系,只覆盖城墙以内。
北宋的军巡铺在汴京,南宋的防隅在临安。广大的州县、集镇、乡村,基本没有对应的建制,靠的还是“邻里相救”。而2025年的数据恰恰在这里扎了一下:农村地区火灾51.6万起、亡949人,分别占城乡火灾总数的61.4%和51.9%,且占比比上年还在增加(新华社2026年3月17日)。
农村人口远少于城镇,火灾起数却占六成以上、亡人占一半以上。 一千年前“城里有人管、乡下靠自己”的结构,今天还没有完全翻过去。这是这一节最该带走的一句话。
三、从“三百零八口门海”到“三清三关”:最管用的防火,从来是最笨的那一招
现代:2025年那三起重大火灾,值得逐一看。
河北承德养老院“4·8”火灾,20人遇难。 原因是违规加建、使用易燃材料、消防设施停用、安全管理缺失,加上护工力量薄弱,失能老人根本疏散不了(人民网2026年3月17日)。
辽宁辽阳“4·29”小餐馆火灾,22人遇难。 直接原因是顾客随手丢的一个没燃尽的烟头,被大风吹进了餐馆门口堆放可燃物的仓库。这家店外墙用易燃材料、安全出口不足、消防设施长期瘫痪、初期处置不当。事后国务院安委会专门制订了《小型餐饮场所防火技术要点》(同上)。
广东汕头“12·9”自建房火灾,一家12口罹难。 直接原因是店主用蚊香不慎。这栋自建房一层违规经营易燃易爆物品,与楼上住宅没有有效分隔,楼梯形同“烟囱”(同上)。
三起火灾,20人、22人、12人。没有一起是“天灾”,起因分别是:一个烟头、一盘蚊香、一堆违规堆放的易燃物。
国家消防救援局的说法很直接:自建房不能成为“法外之地”和“法不治众”,投入经营必须合法合规,要做好物理分隔、拆除防盗网、安装喷淋和报警装置这四项关键工作(同上)。
对普通家庭,应急管理部反复讲的是四个字:“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应急管理部2026年清明假期安全提示、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安全提示)。春节等长假还会加上“关门窗”,叫“三清四关”。
古代:这些“笨办法”,古人也全想到了,而且做到了极致。
紫禁城的办法是“堆水”。 故宫里到底有多少口缸?据故宫博物院统计:镀金铜缸18口、大铜缸22口、大铁缸4口、中铜缸152口、小铜缸8口、小铁缸104口,共308口。这些缸叫“门海”或“吉祥缸”,每尊大缸可贮水近3000升,等于在每座殿前放了一个小水库(人民周刊《紫禁城的消防史》,2017年7月16日;故宫博物院《清代防火设施 防火器具》)。
更见功夫的是“防冻”。 北京冬天缸水会结冰。清宫的办法是:每到小雪节气就给缸加缸盖,盖中设铁屉,屉里放木炭;缸不直接落地,用石基垫起,隆冬时在缸底烧火融水;到第二年惊蛰再撤盖(同上)。
为了几缸水不结冰,专门配一套季节性操作规程——这就是“制度”。
清代宫里的办法是“天天练”。 康熙朝中期已设“防火班”(又称激桶处),最初由体格健壮的太监组成。雍正五年正式成立内防火班,从步军、护军中选拔,额定100名;乾隆时增至182名。嘉庆年间制订火班章程十三条,规定“每二十人机桶一架”,火班官兵昼夜轮流值班,“一旦发生火警,各按防范区域往救,不许慌乱”。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一日(1889年11月23日),清廷在武英殿前正式设激桶处,配200名苏拉充激桶兵,分两班、五日一换,每晚演习一次,演毕把激桶添满,以备次日使用(故宫博物院《紫禁城的消防制度与宫禁制度》《清代防火设施 防火器具》)。
“每晚演习一次”——这条最值得注意。 不是等火烧起来再试,是天天练到闭着眼也会。
评一评:这一节想说的道理,可能是全篇最不讨喜但最有用的一条:防火这件事,技术含量低的那部分,恰恰是最管用的那部分。
清代的激桶(宋代叫“唧筒”)并不好用。单人的“岔子激桶”喷水量小、射程有限、出水频率慢;从西方传进来的“西洋激桶”(水铳)虽然射程远、速度快,但体积笨重、结构复杂(故宫博物院《清代防火设施 防火器具》)。论装备,清代是落后的。
但清代宫里的火灾控制,靠的从来不是激桶多先进,而是三件笨事:水在那儿(308口缸)、人在那儿(火班昼夜值班)、天天在练(每晚演习)。
对照2025年那三起重大火灾,会发现失败的原因一模一样,只是反过来:水不在那儿(消防设施停用、长期瘫痪)、人不在位(安全管理缺失、护工不足)、从来没练(初期处置不当、失能老人疏散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三清三关”这种听起来毫无技术含量的话,会被应急管理部一年讲几十遍。 因为火灾的绝大多数起因,都不是什么高深的物理化学问题:一个烟头、一盘蚊香、一根老化的软管、一辆在楼道里充电的电动车。
古人做对的地方要认:他们把防火做成了“日常”,而不是“应急”。 小雪加缸盖、惊蛰撤缸盖、每晚演一次激桶——这些动作的共同点是“到点就做”,不靠自觉、不靠临时想起。
古人做错的地方也要说:他们把这套东西基本锁在了宫墙和城墙里。 308口缸护得住紫禁城,护不住宫墙外的胡同;军巡铺管得住汴京的坊巷,管不住三百里外的村子。制度化只做了一半——做进了城,没做出城。
四、从“九庙成焦土”到“重大火灾3起”:制度从来不是万能的
现代:2025年的数据里,有一组不能只看总量。
全年接报较大火灾68起、亡239人,分别比上年减少7起、25人;接报重大火灾3起、亡54人,起数与上年持平,死亡人数比上年增加10人;未接报特别重大火灾(新华社2026年3月17日)。
“未接报特别重大火灾”和“重大火灾死亡人数上升10人”同时成立。 这句话值得停一下:大盘在降,但最严重的那一档并没有同步降。 2025年火灾起数降了7.6%,亡人降了9.5%,可直接财产损失还升了1.8%。
再看结构:户外火灾39.7万起,占47.2%;建构筑物火灾35.7万起,占42.5%;交通工具火灾8.7万起(同上)。近一半的火是“野火、垃圾火、秸秆火”这类户外火——这类火起数大、单起损失小,正好解释了“起数降、损失升”这个看似矛盾的组合。
古代:古人也有过“制度齐备却依然烧光”的时刻,而且不止一次。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四月,荣王赵元俨宫中起火,火势延烧左承天祥符门、内藏库、朝元殿、乾元门、崇文院、秘阁、天书法物内香藏库(《宋史·五行志·火》)。注意烧掉的是什么:崇文院、秘阁——那是北宋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一场火,烧掉的不只是房子。
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临安大火,“九庙俱毁”。当时的权相史弥远的宅第却保住了,因为有殿前司的特种消防兵拼死救扑。诗人洪舜俞写诗讽刺:
“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
这首诗刺的是一件极要害的事:专业消防力量在,但如果它先救的是权贵的宅子,那这支力量对普通人就等于不存在。
评一评:这一节要讲的是全篇最需要冷静的地方——别把古代的消防体系吹成神话。
宋代确实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消防系统,这一点有《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淳祐临安志》三部书互相印证,站得住。但同一批史料也记着:汴京的相国寺、建隆观、月华门都着过火,“燔舍数百区”;荣王宫一场火,把国家藏书烧了;临安一场火,把九庙烧了。
为什么?三个原因,古今通用:
第一,制度管得住“常规”,管不住“例外”。 军巡铺能管坊巷的灯火,管不住王府里的一次疏忽。2025年也一样:消防设施停用的养老院、安全出口不足的小餐馆,它们不是没有制度,是制度在它们身上没生效。
第二,专业力量一旦被权力排序,就会在最需要它的地方缺席。 洪舜俞那首诗刺了一千年,刺中的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资源有限的时候,先救谁? 现代消防的回答是写进法律的——救人第一,不分贵贱。
第三,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真正的防火,从来不是消防队的事。 消防队能做的,是“已经烧起来之后”;决定“会不会烧起来”的,是那栋楼有没有分隔、那个楼道有没有堆物、那根电线有没有老化、那个人有没有把烟头摁灭。
这就是为什么《消防法》把“预防为主”放在“防消结合”前面。 四个字的位置不是随便排的:预防是主,扑救是补救。 一场火烧起来,无论救得多漂亮,损失已经发生了。
五、从“不劳百姓”到“公民积极参与”:一千年里,最大的变化是“责任分了”
现代:把《消防法》第二条那四句话再读一遍: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
“公民积极参与”这六个字,是古代完全没有的。
今天的“参与”是具体的:发现火情打119(报火警不收费,且法律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都应当无偿为报警提供便利);森林草原火情打12119;发现楼道堆物、消防通道被占、电动车进楼入户,可以向物业、社区反映,也可以打12345;进入商场、宾馆、饭店,先看一眼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在哪(应急管理部、国务院安委办历年假期安全提示反复强调这一条)。
2025年有135个消防救援站全年出警超过1000次。这个数字反过来说就是:有135个地方的消防员,平均每天出警接近3次。 这个负荷,靠加人加车是填不满的——唯一能减下来的办法,是少着火。
古代:古人不是完全没有“公民参与”,但形态完全不同。
民间的“水会”“火社”在明清很活跃,尤其在商业城镇,由商户、行会集资置办水龙、水桶,遇火出动。这是自发组织,不在官府编制内。
但官方的态度是“不劳百姓”。 这四个字在《东京梦华录》里是褒义——不用老百姓冒险。可它也划出了一条线:救火是官府的差事,百姓退到线外。
这条线划了将近一千年。 直到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北京设立巡警总厅、下设消防处,消防才从军队体系转入警察体系;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从日本购进四辆蒸汽唧筒(水泵)车(人民周刊《紫禁城的消防史》)。从“军巡铺”到“消防处”,走了八百年。
评一评:这一节是全篇的落点。
古代的消防,逻辑是“恩”:官府替百姓把火灭了,是德政。 所以《东京梦华录》要专门写一句“不劳百姓”——这是在夸。但“恩”是不稳定的: 明君在,队伍就在;换个皇帝、换场战乱、财政一紧,队伍就散了。宋代那套5100人的潜火军兵,元朝来了就没有了。
现代的消防,逻辑是“责”: 政府有政府的责(统一领导、建站、保障经费),部门有部门的责(依法监管),单位有单位的责(全面负责、自查自改),公民有公民的责(参与、报告、不添乱)。责任一旦写进法律,它就不随朝代更替、不随领导更换而消失。
这就是“责任制”三个字的分量。 它不是把事推给老百姓,恰恰相反——它是把“谁都不能推”写成了规矩。
本期小结
从《周礼》里“掌行火之政令”的司爟,到唐代坊里的武候铺;从北宋汴京“每坊巷三百步许”的军巡铺和《营造法式》规定尺寸的望火楼,到南宋临安举旗为号、易灯为令的23处火隅和5100名潜火军兵;从紫禁城308口门海小雪加缸盖、隆冬缸底烧火,到光绪十五年武英殿前的激桶处和“每晚演习一次”——再到1982年全国火警电话统一为119、2023年国家消防救援局挂牌、2025年全国84.1万起火灾和244.4万起警情——一千年“防火救火”的历史,能读出三条实在道理。
第一,中国人在消防上的起步很早,早到值得骄傲,但早不等于强。 北宋的军巡铺、南宋的火隅和潜火七队,在11至13世纪的世界范围内是顶配。但这份先进一直有个边界:它属于城墙以内。 2025年农村火灾占六成以上、亡人占一半以上,说明这个边界今天还在收缩,但没收完。
第二,真正决定生死的是“预防”,不是“扑救”。 三起重大火灾,20人、22人、12人,起因是一个烟头、一盘蚊香。清宫308口缸和“每晚演习一次”的笨功夫,护了紫禁城几百年。技术会进步,但火灾的起因一千年几乎没变——都是人疏忽了一下。
第三,“责任”比“恩德”可靠。 “不劳百姓”听着温暖,但它把安全寄托在官府的能力和意愿上;“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听着繁琐,但它把安全写成了四方都不能推的法律义务。从“靠人”到“靠制度”,这是这一千年最硬的一步。
对普通人,最后给四句实在话:
第一,先把“三清三关”做了,今晚就能做。 清楼道(别堆纸箱、别停电动车)、清阳台(纸皮塑料远离窗户)、清厨房(油纸布离灶台);关电源(不用的电器拔掉)、关气源(用完关灶前阀)、关火源(不卧床吸烟,蚊香、蜡烛远离可燃物)。这六件事加起来不到十分钟,能挡掉家庭火灾里最大的一块风险。
第二,电动车不进楼、不入户、不飞线充电。 这不是“讲究”,是这几年火灾里最要命的一条。电池起火留给人的逃生时间常常只有几十秒,楼梯间一旦被烟充满,楼上的人下不来。
第三,进陌生场所,先找出口。 商场、宾馆、饭店、KTV,坐下之前抬头看一眼安全出口的牌子在哪、通道通不通。这个动作花三秒,是唯一能在关键时刻救自己的习惯。
第四,火着了先跑再报,别恋财物。 拨119说清四件事:具体地址(小区、楼栋、单元、楼层)、烧的什么、有没有人被困、你的姓名和电话,然后到路口接车。记住:报火警不收费,也永远不会因为你“报错了”而罚你——但你可能因为“怕报错”而晚了三分钟。
一千年前,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写“不劳百姓”的时候,是在夸那个时代。今天我们把“公民积极参与”写进法律,是因为终于明白:一座城市的安全,不能只靠一支队伍,得靠每一个知道该关电源、该清楼道、该找出口的人。前者的安全是被人给的,后者的安全是自己守的——后者更累,但更靠得住。
(本期史料依据:《周礼·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唐律疏议·杂律》第430条“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条及“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条;《东京梦华录》卷三“防火”条(孟元老撰);《梦粱录》卷十《防隅巡警》(吴自牧撰);《淳祐临安志》《乾道临安志》潜火军兵及驻军员额;《宋史·五行志·火》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条;南宋洪舜俞《吴都城火》诗;《营造法式》(1103年)望火楼形制参数;故宫博物院《紫禁城的消防制度与宫禁制度》《清代防火设施 防火器具》(308口门海统计、火班章程十三条、激桶处沿革);人民周刊《紫禁城的消防史》(2017年7月16日);浙江省社科联《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唐代武候铺);光明网《世界首支官办专业消防队来自中国》(2023年7月14日);浙江法治报《望火楼:中国古代消防站》(2024年3月1日);新京报《早在宋朝,我们就拥有了世界上第一支专业城市消防队》(2021年5月5日)。现代资料来源:新华社2026年3月17日电《2025年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处置各类警情244.4万起》、人民网2026年3月17日《国家消防救援局公布3起重大火灾原因》、中新网2026年3月17日《2025年中国接报火灾84.1万起 同比下降7.6%》;《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条(中国人大网);中国政府网2023年1月6日《王勇出席国家消防救援局挂牌仪式》;新华网《从“09”到“119”,一文回顾“火焰蓝”发展历程》(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我国“119”的由来》;应急管理部2026年清明假期安全提示、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安全提示、2026年春节假期安全提示(“三清三关”“三清四关”、12119、1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