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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29 · 周四
串串看 · 2026年10月29日
今日主题:从“刑弃灰于街者”到342万“城市美容师”——中国人“扫街除秽”的三千年
一个城市干净不干净,是件特别“不上台面”的大事。
没人会为一条干净的街鼓掌,但一条脏街能毁掉一个城市所有的体面。中国人管这件事,管得比大多数国家都早、都严:三千年前的殷商就有“弃灰于街者”要受刑的规矩,唐代写进《唐律疏议》——往街上倒脏东西,杖六十,管事的官员不管,一起罚。宋代干脆设了专门机构“街道司”,招五百个役夫扫街、洒水、通沟渠,还发制服。
今天这笔账有多大?据住房城乡建设部2025年11月4日新闻发布会(新华社报道),全国约有342万环卫人,每天完成约150亿平方米道路清扫保洁、90多万吨生活垃圾收运处理、26万余座公共厕所保洁。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建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26254.22万吨(约2.63亿吨),处理率99.99%,焚烧占无害化处理量的86.29%。
三千年的跨度里,有三件事特别值得串起来看:怎么罚(从断手到罚款)、谁来扫(从当差的兵卒到342万人的职业队伍)、这钱谁出(从“粪能卖钱”到“垃圾要贴钱处理”)。第三条最扎心,也最有现实意义——因为今天垃圾分类最难的那一环,恰恰是三百年前最赚钱的那一环。
一、从“刑弃灰于街者”到199部地方性法规:乱扔垃圾,古人罚得比今天狠得多
现代:今天管乱扔垃圾,靠的是“立法+设施+习惯”三件套。据住房城乡建设部2026年5月25日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消息,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据光明日报2026年5月26日、央视网2026年5月26日报道)。处罚上,各地条例普遍对个人混投设定了罚款,但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罚单,而是“桶就在楼下、有人盯着、分错了会被劝回来”。这套办法的成本很高,效果却参差——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万科公益基金会2026年1月发布的《城市垃圾分类指数报告2020—2025》,基于五年“随手拍”众包数据对全国10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量化评价,104城平均分只有18.04分(百分制),其中41个重点城市平均29.54分,非重点城市仅10.56分;2025年“随手拍”显示66.1%的小区已设置分类投放设施,但“无监督时混投现象依然普遍”。
古代:(商—明)中国人对“乱倒垃圾”的立法,起步极早,下手极重。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又说“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倒在公共道路上,要砍手。子贡觉得太重,去问孔子,孔子答:“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需要说明:《韩非子》是诸子书而非正史,清代法学家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里就按了一句“此法太重,恐失其实”,所以“断手”未必真执行过,但“殷商有惩治弃灰之法”这层记忆是清楚的。)战国商鞅把这套接过来了,据《汉书·五行志》:“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脸上刺字。到唐代,条文写得最完备:《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第四〇四条,“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解释得很明白:凿墙开洞往街巷倒脏东西的,杖六十;只是排水的不算;而主管官员不加禁止的,“与犯罪人同坐”。明代沿用,《大明律》规定“其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据科技日报《我国垃圾处理的历史足迹》)。唐玄宗还专门为长安、洛阳下过《修整街衢坊市诏》,骂的就是有人在街上挖坑取土、把坑变成污水坑:“京洛两都,是唯帝宅,街衢坊市,固须修整。比闻取穿掘,因作秽污阮堑,四方远近,何以瞻瞩?”
评一评:先说该夸的。三千年前就给“乱倒垃圾”立规矩,这份城市文明的自觉,确实是早的;唐代那条尤其漂亮——不只罚倒垃圾的人,还罚“主司不禁”,把监管责任一起写进法条,这个思路放到今天的城市治理里依然先进。但也要说清三处差别,不然容易变成“古人比我们高明”的糊涂赞叹。
第一,古代靠“重刑威慑”,现代靠“低成本合规”。殷商断手、秦人脸刺字、唐代杖六十,逻辑都是“让你怕”。问题在于:重刑只有在“抓得到”的前提下才有效,而古代没有监控、没有网格员、没有物业,城里几十万人,靠几个衙役巡街,能抓到的永远是极少数。于是重刑反而催生了另一套东西——乱倒垃圾的破窗效应。唐代长安、洛阳之所以要皇帝专门下诏整治“街巷穿坑取土”,恰恰说明禁令没管住。现代反过来了:不指望靠罚,而是把桶放到楼下、把清运做到日产日清、把分类讲清楚,让“守规矩”变成举手之劳。这是治理思路的换代:从“提高违规成本”,变成“降低合规成本”。
第二,“立法数量”从来不等于“治理效果”。199部地方性法规、100余部技术标准,成绩确实硬;但IPE那份报告摆出了另一面:104城平均18.04分,非重点城市只有10.56分,无监督时混投普遍。这话不好听,但真实——纸面上的制度密度,和街面上的行为密度,是两件事。古代也一样:唐律写得那么细,明代《大明律》还降格成“笞四十”,说明执行层面一直在往宽里调。法规能不能落地,看的不是条文多重,而是配套(桶、车、厂)齐不齐、监督到不到人、居民认不认这笔账。
第三,古今都有一个共同的软肋:责任分散。古代“主司不禁与同罪”,想解决的就是“谁都不管”;今天垃圾分类从投放、收集、运输到处置,链条上四五个环节、多个部门、多家企业,任何一环掉链子,居民分得再认真也白费。这也是为什么住建部门这些年反复强调“专车专运”“不分类不收运”——分类不是居民的独角戏,是全链条的连带责任。老百姓最反感的一句话就是“我分好了,你们又混着装走”,这句话之所以有杀伤力,正因为它曾经是真的。
二、从宋代“街道司”五百役夫到342万环卫人:扫街,从“当差”变成了“职业”
现代:今天中国的城市清洁,是一支三百多万人的正规队伍在支撑。据住房城乡建设部2025年11月4日新闻发布会(新华社报道),全国约有342万环卫人奋战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及作业一线,每天完成约150亿平方米道路清扫保洁、90多万吨生活垃圾收运处理、26万余座公共厕所保洁等任务;同日,住建部发布首届全国“十佳环卫人”名单,来自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甘肃的10名一线环卫工人入选,并明确自2025年起每年开展这项选树活动,目的是“增强环卫工人的职业荣誉感与行业归属感”。装备上也在换代:据住房城乡建设部2022年发布的行业标准《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与质量评价标准》(CJJ/T126-2022),道路清扫保洁的质量评价、作业频次都有了统一规范;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到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80%左右,县城达70%左右。地方上走得更快,比如湖北省住建厅2025年7月答复人大代表建议时披露,通过设备更新,全省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已达93%以上,新增环卫车辆新能源占比78.8%。
古代:(西周—清)“扫街”在中国是个很老的公职。最早可追到《周礼·秋官》里的“条狼氏”——“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职责是王者出行时执鞭清道、驱避行人,被后世研究者视为“清道”职官之始(严格说,它更接近“环卫+交通管制”的混合体,不宜夸大成专职扫街队)。真正把城市清洁做成常设机构,是北宋。据《宋史·职官志五》:“街道司,掌辖治道路人兵,若车驾行幸,则前修治,有积水则疏导之。”据研究者依据宋代文献钩沉,街道司可招募五百名役夫,月给“钱二千,青衫子一领”——发工资,还发制服,职责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洒扫街道、整顿市容。这支队伍干得还挺讲究:《东京梦华录》记汴京御街“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杈子里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中间御道、两边人行、加隔离栏(杈子)、加排水沟、加绿化带,这套断面设计,今天的城市道路还在用。洒水也有: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说“旧见说汴都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尘埃蓬勃”——人拎水罐跟着车跑,就是洒水车的前身。再往后到民国,北平的环卫工叫“清道夫”,据当时的规定,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11小时,1930年前后市卫生局还给他们定了编、划了责任段、设了垃圾桶和焚秽炉(据央视网《老北京是如何处理垃圾的》)。
评一评:这一段最该给古人鼓掌的地方,是**“职业化”三个字**。宋代街道司不是临时抓差,而是有编制、有工资、有制服、有职责清单的常设机构,还把“修路、排水、扫街、市容”打成一个包,交给一个部门统管——这种“城市管理一体化”的思路,比欧洲同类机构早了好几百年。但差距也在这里,得说透三层。
第一,身份不同:一个“当差”,一个“职业”。宋代街道司的役夫,来源是兵卒和招募的劳力,本质是差役,社会地位低,干得好也不会被当作一门手艺;今天342万环卫人是签合同、缴社保、有岗位培训、有技能等级、能评“十佳”的正规劳动者。这个变化看着是名分,实质是尊严和保障——一个人扫街扫了三十年,能不能被人正眼看、能不能退休有养老金,差别就在这里。2025年住建部第一次评“十佳环卫人”,意义不在于发了什么奖,而在于国家层面把这份工作正式认成“值得表彰的职业”。
第二,工具不同:从“人海”到“机械+人”。古代扫街全靠人力,一个城市能养五百个役夫已经是极限,所以只能保主干道、保御街,背街小巷靠居民自理。今天机械化清扫率到了80%以上、部分省份超过93%,一台洗扫车顶几十个人,人才从“扫大街”转向“擦细节、清死角、管分类”。这个转向有个副作用必须说:机械化程度越高,一线岗位越往“老龄化、低技能、低工资”挤压,年轻人不愿来,来了也留不住。深圳这些年探索把环卫往“技术装备密集型”转,设环卫设备驾驶员、小型机扫手这类技术岗,就是想给这个行业开一条向上的通道(据住房城乡建设部2022年相关发布)。
第三,要照实说今天的短板。342万人干着城市里最脏最累的活,收入普遍在最低工资线附近,作业风险却不低——马路中间捡垃圾、凌晨扫街被撞,这类事故每年都有。所以真正的“尊重环卫工人”,不是转发一条“辛苦了”,而是三件很具体的事:开车经过作业路段减速、不往车窗外扔东西、玻璃渣和刀片包好了再扔。这三件事做到了,比一万句口号有用。
三、从临安“倾脚头”到2.63亿吨垃圾:垃圾从“能卖钱的货”,变成了“要花钱的账”
现代:今天的垃圾,是一笔巨大的支出账。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建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26254.22万吨(2.63亿吨),处理量26251.93万吨,处理率99.99%;无害化处理厂(场)1485座,其中卫生填埋275座、焚烧733座、其他477座;无害化处理能力1180777.58吨/日,焚烧处理能力占78.75%;无害化处理量中焚烧22653.50万吨,占86.29%,卫生填埋只占3.37%(据环保在线整理住建部统计数据,2026年10月)。按清运量折算,日均清运71.93万吨——一天两百多列火车的垃圾,得有人收、有人运、有人烧、有人埋。技术也在往上走:据央视网2026年5月26日报道,广州白云区试点的AI分拣线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分离出1万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产业;厦门海沧的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每天处理50吨,投产至今累计处理5.8万吨、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请注意这两个案例的共同点:它们处理的都是“卖不上价”的东西——快餐盒、快递袋、牛奶盒、塑料袋。
古代:(南宋—清)古人的垃圾,很多时候不是“废物”,是“货”。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诸色杂货”里有一段极生动的记录:“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临安城里每天有人上门倒马桶,这行叫“倾脚头”,各家各户的“粪源”是有主的,谁抢谁被告,能一路打到官府去,打赢了才算完。同卷还记着:“人家甘泔浆,自有日掠者来讨去”(泔水有人上门讨),“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开春官府出钱雇人通沟渠,污泥装船运到乡下荒地)。注意“差顾”两个字:是雇,不是白征。 到清代,这门生意做成了产业链。据明清城市史研究,北京至少到乾隆年间已形成集收集、运输、加工、售卖于一体的“粪厂”,由官府划定掏粪范围(“粪道”),粪夫在指定范围内掏粪,运到粪厂掺灰、搅拌、晾晒,做成“大粪干儿”,卖给城外农户;粪道可以买卖转让,光绪年间一条普通粪道值几十两银子,民国时百户的粪道一度涨到五六百元,经营者被叫作“粪道主”,欺行霸市的就叫“粪霸”。光绪末宣统年间,警厅为卫生起见令城内粪厂全部迁到城外并抽收粪捐,还引发过粪业工人罢工(据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央视网《老北京是如何处理垃圾的》)。
评一评:这一段是整期里最值得琢磨的。古人处理垃圾,靠的是“市场”,不是“财政”。 粪便是肥料,肥料能卖钱,所以“倾脚头”愿意每天上门、愿意为一个粪源打官司、愿意投资建粪厂;官府不用掏钱,城市就干净了。这个机制的好处是自洽、可持续、不需要动员——不用贴标语、不用派督导员、不用搞积分兑换,利益自己会把人推到门口。
但今天这套机制断了,而且断得很彻底。 化肥普及之后,粪肥不值钱了;包装革命之后,垃圾的成分从“能烂的有机物”变成“难降解的塑料复合物”;低值可回收物(快餐盒、快递袋、牛奶盒)回收一吨的成本高于卖出去的价钱,市场自然就不干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必须靠财政补贴、靠焚烧发电、靠AI分拣来补这一环——广州白云那条AI分拣线一年省下172.76万元处理费,厦门海沧一年回收3.4万吨,本质上都是用技术和补贴,把“负价值的垃圾”重新变成“正价值的资源”。
所以这里有三句话要说清楚:
第一,别把“古人垃圾少”当成道德优势。 古代垃圾少,主要不是因为古人更环保,而是因为物质匮乏——一件衣服穿十年,破了补、补了再穿,破布还能纳鞋底;一只陶罐用到碎,碎了还能垫墙脚。垃圾少是穷的结果,不是德的结果。真正的环保,是在物质丰富之后还能少产生垃圾,那才是本事。
第二,也要承认古人有一处真高明:把“废物”当成“资源”来经营。 “倾脚头”这套东西,本质是循环经济——城里人的排泄物,变成乡下的肥料,粮食再回城。这个闭环今天叫“城乡物质循环”,我们花了很大力气重新发明它(厨余堆肥、沼气发电、粪污资源化),古人是被穷逼出来的。穷逼出来的智慧也是智慧,值得认。
第三,今天最该向古人学的,是“让守规矩的人有好处”。 现在垃圾分类推得累,很大原因是“分了没好处、不分没坏处”。反过来,凡是回收价格高的东西(纸箱、易拉罐、旧家电),不用任何人动员,捡废品的、收旧货的、小区的阿姨,全都分得比谁都干净——这不是觉悟,这是价格。所以政策真正的着力点,是让低值可回收物也有价格:补贴回收端、建分拣中心、打通再生料市场。这比再发一万张宣传单有用。
四、从“官府差顾淘渠人”到“两网融合”:这笔钱,最后到底算在谁头上
现代:城市清洁是典型的公共品,钱主要从财政出。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2024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95.5%、农村达80.6%(据IPE《城市垃圾分类指数报告2020—2025》);“十四五”期间百余个城市建立起分类清运和处置能力,“分类运输车辆专车专运成为主流”,“两网融合”(生活垃圾分类网点与废旧物资回收网点融合)政策框架逐步成型,智能回收终端与数字化监管广泛应用;国家启动60个重点城市建设低值可回收物回收体系,2025年已在58个城市的3000多个小区发现相关回收点(据中国日报网2026年1月28日报道)。地方上的做法也越来越细:杭州截至2025年10月,全市93个街道、98个乡镇、5271个居住小区、6420个公共机构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1785辆清运车按“绿车运绿桶、灰车运灰桶”专车专运,运力可满足日均1.5万余吨清运需求;珠海在全市1389个居民小区、1128家公共机构实现全覆盖,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9.50%,无害化处理率保持100%(据《中国报道》2026年4月30日)。
古代:(唐—清)古人也早就懂“这笔钱得有人出”,只是出的方式不一样。唐代的办法是“罚”——杖六十、主司同罪,用刑罚代替财政投入,成本最低,效果最差。宋代的办法是“雇”——《梦粱录》里“官府差顾淘渠人”“差顾船只搬载”,是出钱雇人干活;街道司五百役夫“月给钱二千”,也是财政养人。清代的办法是“包”——官府划定粪道,把收集权和收益权一起包给粪厂,官府不花钱,靠经营权换服务。到了光绪末,警厅想两头都要:既把粪厂赶出城(要卫生),又抽粪捐(要收入),结果工人罢工——这就是公共品定价最经典的难题:想让它干净,又不肯付干净的钱。
评一评:这一节的道理,说到底是经济学入门第一课:公共品没人自愿买单,只能由集体付费;而付费的方式,决定服务的质量。
古代三种模式各有各的账:唐代“以罚代管”,成本最低但漏洞最大,因为刑罚不能替代日常作业;宋代“财政养人”,最规范但最贵,一个都城养五百人已是极限,所以只能保主干道;清代“特许经营”,最省钱也最会异化——粪道一旦成了可以买卖的私产,经营者追求的就是利润最大化,于是有了“粪霸”,有了粪道炒作,有了“为了多收粪而不管卫生”。这三种模式的教训,今天一条都没过期:只罚不管,等于没管;只靠财政,撑不住全域;完全交给市场,公共性就会被利润吃掉。
所以今天中国的路子是“第三条腿”:财政兜底+市场化服务+居民参与。财政出基础设施(焚烧厂、分拣中心、转运站),企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做清扫清运,居民负责源头分类。这条路走得通,但代价是“协同成本”极高——任何一个环节松了,整条链就漏。这也是为什么住建部门反复讲“全链条”“两网融合”“不分类不收运”:它不是在提要求,是在堵漏洞。
也要照实说三处难处。一是区域不平衡:IPE报告里重点城市29.54分、非重点城市10.56分,差距接近三倍,县域和老旧小区是明显的短板,而这些地方恰恰财政最紧。二是“前端分、后端混”的信任赤字:重点城市基本解决了,但全国范围尚未全域全链条闭环,只要有一个地方被拍到混装混运,居民的分类意愿就会被打回原形。三是人的问题:342万环卫人平均年龄偏大、待遇偏低、招工难,机械化能替代一部分,但保洁的精细活、分类的引导活,还是得靠人。
对普通人来说,这一段最实在的结论只有一句:你分的那一下,是整条链的第一环,也是唯一不花钱的一环。 前面三节讲了三千年,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城市的干净,从来不是靠某个英雄,而是靠一套“有人干、有钱出、有规矩管、大家都认”的系统。这套系统里,你不需要做什么大事,只要把手里那袋垃圾分对、把玻璃渣包好、把该给环卫工的尊重给到,就已经在这套系统里出了一份力。
本期小结:从殷商“弃灰于街者”要受刑、《唐律疏议》“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还要连坐主管官员,到297个城市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全覆盖、199部地方性法规;从《周礼》“条狼氏”执鞭清道、宋代街道司五百役夫“月给钱二千,青衫子一领”,到342万环卫人、每天150亿平方米保洁、26万座公厕;从临安“倾脚头”为一个粪源打到官府、清代粪道能卖几十两银子,到2.63亿吨垃圾、86.29%靠焚烧、15个省市“零填埋”——三千年“扫街除秽”史,能读出三条实在道理。
第一,中国人管城市卫生,起步早、立法严,这份家底要认。殷商就有弃灰之禁,唐代就把监管责任写进法条,宋代就有带工资带制服的专职队伍,南宋的“倾脚头”甚至形成了带产权、带纠纷解决机制的行业。这些不是自夸,是城市文明成熟的证据。第二,但“罚得重”从来不等于“管得好”。断手、刺字、杖六十,都没能让长安洛阳的街巷干净;真正让城市变干净的,是桶放到楼下、车做到日产日清、厂建到能消化——治理的功夫在“让守规矩变容易”,不在“让违规变可怕”。第三,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条:垃圾的价值决定垃圾的命运。古人靠“粪能卖钱”把城市清扫维持了千年,今天我们为低值可回收物发愁,根子也是“卖不上价”。想让分类真正落地,光靠觉悟不够,得让回收这门生意算得过账。
对普通人最有用的一条:下次扔垃圾前,多花十秒钟做两件事——把外卖盒里的汤倒掉、把玻璃渣和刀片用纸包好再扔。第一件让后端的分拣和焚烧少一点损耗,第二件能让一个凌晨扫街的人少流一次血。三千年过去,中国人从“弃灰于街者断其手”走到了“垃圾分类全覆盖”,真正变的不是规矩的严厉程度,而是我们终于明白:城市的干净不是罚出来的,是一整套系统加上每个人的一点点配合,慢慢养出来的。
(本期史料依据:《周礼·秋官·条狼氏》《韩非子·内储说上》《汉书·五行志》《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大明律》、唐玄宗《修整街衢坊市诏》、《宋史·职官志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辉《清波杂志》、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清实录》相关记载及明清城市史研究;现代资料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2025年11月4日全国“十佳环卫人”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央广网报道)、住房城乡建设部2026年5月25日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光明日报、央视网报道)、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建统计(2025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及处理数据,环保在线整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万科公益基金会《城市垃圾分类指数报告2020—2025》(中国日报网2026年1月28日报道)、《中国报道》2026年4月30日报道、行业标准CJJ/T126-2022、《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湖北省住建厅2025年7月建议答复、央视网《老北京是如何处理垃圾的》、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专栏、科技日报《我国垃圾处理的历史足迹》,已随文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