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串看
2026-10-27 · 周二
串串看 · 2026年10月27日
今日主题:从《周礼》“十全为上”到13.3亿人参保——中国人“看病吃药”的三千年
人这辈子,有两样东西绕不开:税和病。前一样串串看聊过,今天聊后一样——生病。
先看今天的账。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26年8月28日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108335个,卫生人员1612.1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530.6万人、注册护士606.2万人;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入院29910.7万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13.4/10万,婴儿死亡率3.8‰。另据国家医保局2026年7月16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133069.3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全年基金支出30055.19亿元——平均到13.3亿参保人身上,一年看病买药的“兜底钱”超过两万元一个家庭。
再把镜头往回拉三千年。《周礼·天官冢宰》里记着一套让现代人吃惊的制度:周天子设“医师”之官,“掌医之政令”,下面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给医生的俸禄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而是年底统一考核——“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治十个好十个,上等俸禄;治十个坏四个,下等,再差就连下等也够不上了。病人死了,还得“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写死亡报告,存档备查,既用来定俸禄,也给后来的医生当教训。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医事考核与病案登记制度。
一边是110.8万家医疗机构、106.5亿次诊疗、13.3亿人有医保,一边是三千年前竹简(《周礼》成书虽在战国,所记多为西周制度)上“十全为上”四个字。中间隔着的,是中国人跟疾病死磕的三千年——其中有值得拍案的超前设计,也有让普通人叫天天不应的结构性冷漠。
今天就把“看病吃药”这件事串起来看:从《周礼》的“岁终考核”到530.6万执业医师的准入与规培,给医生定规矩这件事古今有何不同;从《唐律》“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者绞”到11批国家集采490种药平均降价过半,药的质量和价格,历代是怎么管的;从苏轼捐五十两黄金建“安乐坊”到56万个村卫生室,医院到底是“父母官的恩赐”还是“所有人的底气”;以及从曹植笔下“家家有僵尸之痛”到79.25岁的人均预期寿命——一个国家的健康账,最终都记在寿命这一个硬指标上。
一、从“岁终稽其医事”到530.6万执业医师:给医生定规矩、考本事,三千年前就开始了
现代:今天的中国,医生是一个门槛极高、终身受考的职业。据《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数1612.1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345.5万人、执业(助理)医师530.6万人、注册护士606.2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3.78人、注册护士4.32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4.91人。想当医生,先要读五年甚至八年的医学院,毕业要过国家统一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注册后还要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培”),此后一辈子还要面对职称考试、定期考核、继续教育。看病这件事的供给侧,是一张110.8万家机构组成的网:其中医院38159个(公立医院11678个、民营医院26481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05.65万个,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76万个、乡镇卫生院3.31万个、村卫生室55.96万个。2025年,这张网一共承接了106.5亿人次诊疗、2.99亿人次入院,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看病约7.5次。出了医疗事故怎么办?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和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人民调解、司法诉讼一整套机制,医生过错要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当然,法律同时也保护医生的执业安全,2024年起施行的《医师法》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阻碍医师依法执业”。
古代:(先秦)中国人给医生立规矩的起点高得惊人。《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周代医政体系已分四层:最高长官“医师”设上士二人、下士四人,配府(管财务药物)、史(管医案档案)、徒(护理杂役);其下分四科——食医掌王室饮食调配,近似营养医师;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近似内科;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近似外科骨伤科;兽医给牲口看病。最难能可贵的是考核办法:“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治愈率直接和俸禄挂钩,十等里治好六等只是下等,不及格线划在60%,和今天的考试逻辑惊人一致。考核依据是什么?是病历:“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治不好的病人,医生要写明死亡原因上报存档,“医师得以制其禄,且为后治之戒”(《周礼注疏》郑玄注、贾公彦疏)。到了唐代,医事管理进一步制度化:太医署既是皇家医院,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医科学校之一,分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学生有月考、季考、年终考,按成绩定去留;《唐律疏议》更是把医疗过错写进了刑法(详见第二节)。宋代设翰林医官院,地方州郡设医官,还通过“卖卦”一样的“试医”选拔民间医生。
评一评:这一节要先把古人的了不起说透。三千年前的中国人,没有把治病当成撞大运,也没有把医生当成可以混饭吃的行当,而是搞出了分科执业、病案登记、按疗效定薪的完整闭环——这套思路放到今天也不过时,难怪它常被医史学者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医事管理制度”(据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了不起的中医——周代的医学分科与医事制度》)。唐太医署的学校式培养,比欧洲最早的医学院之一萨勒诺医学院还早数百年。但古代制度的三个硬伤也必须照实戳破。第一,管的只是官医,不是全体医生。《周礼》考的是吃王俸的体制内医生,民间走方郎中、药铺坐堂先生,朝廷基本不管,庸医、巫医横行乡里,老百姓看病全凭运气;直到1999年《执业医师法》施行,国家准入才第一次罩住全体行医者。第二,考核手段粗糙。“十全为上”以治愈率一刀切,却不懂疾病有轻重、病人有体质差异,按这个标准,专接小病的医生永远是“上工”,敢治重症的反而可能丢俸禄——直到今天,医院考核用DRG病种分组、风险调整,也是在修补这个几千年的老难题。第三,古代医学教育是精英的、城市的,广大乡村长期无医可求,“求医”二字里的“求”,是普通人家几代人的真实记忆。今天530.6万执业医师、56万个村卫生室,最大的意义不是数字大,而是把“有没有医生管”从运气问题变成了制度问题。当然,问题也不回避:儿科、急诊、精神科医生紧缺,基层招人难、留人难,2025年乡镇卫生院人员虽在增加但床位因区划调整在整合,优质医生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仍在,所以这些年推“县聘乡用”“乡聘村用”、订单定向医学生,补的正是古代从未补上的乡村一课。
二、从“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者绞”到11批集采490种药:药的质量和价钱,古今都在跟人命和利益较劲
现代:药这东西有两个永恒的考题:一不能假,二不能贵得吃人。先说质量。截至2025年底,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累计采集药品耗材追溯信息1127.68亿条,接入医药机构超103.34万家,每天通过国家医保APP扫码验药超500万人次,每一盒集采中选药从哪条生产线出来、经谁的手卖到哪家药店,码上可查。2025年,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342亿元,查实欺诈骗保机构1626家,联合公安侦破倒卖“回流药”案件695起、抓获职业骗保人2576人(据国家医保局《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再说价格。2018年“4+7”试点以来,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开展11批、覆盖490种药品,中选价与集采前市场挂网最低价相比平均降幅50%—60%;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心脏支架、人工关节、脊柱、人工晶体、运动医学、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7大类,平均降幅60%以上(据国家医保局2025年12月29日《中国医保惠民生》系列稿)。几个被写进医保故事的例子:电影《我不是药神》里“格列宁”的原型——白血病药伊马替尼,首批集采后从每盒数千元降到600元左右;乙肝一线药恩替卡韦,年费用从约5000元降到100多元,当年处方量跃升30%,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中国经验向各国介绍;人工耳蜗从二十多万元降到7万元以内,医保报销后个人仅付约2.6万元;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尼达尼布,月费用从7000多元降到几百元。2025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收载西药、中成药3253种,另含中药饮片892种;国家医保局成立8年来累计949种药品经谈判新增进目录。
古代:(唐—宋)古代管药,最狠的条文出在给皇帝配药这件事上。《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诸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医绞。”——给皇帝和药,分量、炮制、说明标签只要有一处差错,不管有没有造成后果,配药的医生直接绞死;拣择药材不精的,也要徒一年。而给普通百姓配错药呢?《唐律疏议·杂律》另有一条:“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亦如之。”过失致死判二年半,故意乱来致伤致死按故意杀伤论处,卖药的同样适用;《诈伪律》还规定“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装神弄鬼骗钱按盗窃罪办。到了宋代,朝廷索性亲自下场卖药。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朝廷在东京汴梁设“熟药所”,从药材收购、检验到成药制作、售卖全程官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药店(据福建省药监局普法专栏《从一篇判词看宋代的药品经营管理》引《宋史》等)。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卖药机构改名“医药惠民局”、制药作坊改名“医药和剂局”,《宋史·职官五》记其职能:“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成药标准由官方统一编订,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定型,收方788首,四物汤、逍遥散、苏合香丸、至宝丹、牛黄清心丸等名方至今仍是中医临床常用方。药局的管理相当现代:过期药品及时毁弃;成药加盖“和剂局记”官印防伪,有人伪造官药依“伪造条例”治罪;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甚至下诏要求药局夜间值班售药,“遇夜民间缓急赎药,不即出卖,从杖一百科罪”。《名公书判清明集》里还收有南宋官员胡石壁痛斥卖陈腐假药者的判词,可见打假也是动真格的。
评一评:这一节的对照,有一条古今相通的硬道理,也有一处令人难堪的旧伤疤。相通的是:药是特殊商品,质量靠严管、价格靠透明,放任市场一定出事。唐人把“不如本方”区分过失与故意分别量刑,宋人设国家药典、药品召回、防伪印记、夜间售药,这套组合拳的理念之先进,足以让今天很多国家汗颜;今天的追溯码、飞行检查、骗保入刑,本质上是同一条治理逻辑的技术升级版。集采这件事也要公正评价:以量换价不是今人发明,宋代官办药局“价货以惠民”、财政补贴只收成本价,就是古代版“国家团购”;伊马替尼、恩替卡韦把患者从走私药和放弃治疗的绝境里拉回来,这是实打实的救命功德。但旧伤疤必须揭:《唐律》里藏着一个刺眼的双标——给皇帝配错药是绞,给百姓配错药是徒二年半,同一条人命,在法条里的分量差着好几个等级。这不是立法技术问题,而是“法律首先保护谁”的问题;今天《医师法》《药品管理法》面前没有御药与民药之分,普通人用药差错与其他患者适用同一套标准,这个平等本身就是历史进步。对今天的集采,也不能只唱赞歌:集采推进中确实出现过部分中选药断供、个别药企低价中标后质量受质疑、原研药退出部分市场、基层“中选药配不齐”等问题,所以第11批集采才专门提出“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设置“锚点价”防止极端低价、提高GMP质量门槛——降价是硬道理,但让患者用得上、用得放心,比纸面降价更硬。把价压下来和把质量顶上去,这两件事必须同时做成,古今皆然。
三、从苏轼捐金建“安乐坊”到56万个村卫生室:医院是“父母官的恩赐”还是“所有人的底气”
现代:今天的中国人,看病的物理距离被压到了历史最短。据《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05.65万个,其中村卫生室55.96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76万个、乡镇卫生院3.31万个,在村卫生室工作的人员113.5万人;2025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56.5亿人次,占全国总诊疗量的一半还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大多数村庄,村民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就有一个能听诊、能拿常用药、能测血压血糖的地方,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50.1元,2025年还分别同比下降9.4%和11.7%(据央视网2026年8月29日报道)。比“近处有医院”更重要的是“兜里有保障”:13.3亿人参加基本医保,职工和居民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80%和70%左右;2025年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1582.30万人次、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2.92亿人次,老人随子女异地居住、农民工外省务工,刷医保码就能结算;医疗救助持续托底,2025年约7739.4万困难群众获得参保资助;长期护理保险参保3.09亿人,192.9万失能人员享受待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持续推进,2025年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专门印发《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若干措施》,1.46亿65岁以上老年人在基层接受健康管理。钱的结构也在变:2025年全国卫生总费用93367.2亿元,其中政府和社会支出合计占72.9%,个人卫生支出占比降到27.1%——看病的钱,七成以上不再直接从个人腰包里掏。
古代:(宋)古代医院的高光时刻,出现在一千年前的宋朝,而且和一位大文豪绑在一起。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知州,到任便遇先涝后旱、饥荒继以大疫,他在奏议里说杭州是水陆要冲,“疫死比他处常多”。当时杭州有三十多万人口,却连一所医院都没有。苏轼一边向朝廷请求赈济、平价粜米,一边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他带头捐出自己的五十两黄金,又从府库挤出二千缗办公经费,联络士绅商人捐款,在杭州城中心的众安桥建起一座专门收治贫困疫病患者的病坊,取名“安乐坊”。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他“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他还献出从友人巢谷处求得的“圣散子方”,在街头架锅熬药免费分发,自称“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安乐坊请懂医的僧人主持,按病情轻重分坊安置以防交叉感染——这套“分类收治”的做法,已具现代传染病院的雏形。后来病坊迁至西湖边,改名“安济坊”;朝廷注意到这个地方样本,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下诏全国各路设置安济坊,大观四年(1110年)更颁行“安济法”,规定千户以上城寨都要设立,无家可归的重病者可免费获救治和伙食。此外,宋代还有针对行旅病人的“安乐庐”、施医舍药的“惠民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初置养病院”则是目前所见官府设病坊的更早记载。据杭州市文广旅游局《宋人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据浙江省社科联等资料),南宋临安的施药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户部每年拨给京城药局的财政补贴达数十万贯。史学界因此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公共福利医疗体系的国家之一”的评价。
评一评:说安乐坊是“宋代方舱医院”,不算夸张——苏轼那几招:免费收治、分区隔离、统一供药、财政加民间筹资,今天读来依然亲切,这位写“大江东去”的文豪,干起事来是个精细的公共卫生专家。崇宁年间把一个杭州的民间样本推广成全国制度,更是古代社会政策里少有的“从试点到推广”的漂亮案例,这份成就该夸足。但把感动放回历史里,三盆冷水也得浇。第一,它是人治的善政,不是制度的权利。安乐坊靠的是苏轼个人捐款和威望,他一离任,病坊失去官方资助就变成自负盈亏的私立机构,穷人重新看不起病;安济坊、惠民局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兴时废,吏治一清就运转、吏治一腐就虚冒名额、克扣药材——善政跟着好官走,百姓的医靠就悬在半空。第二,它的覆盖面只在城市。汴梁、临安的药局再密,广大乡村也只有摇铃的走方郎中,一场瘟疫下来,农村往往就是曹植笔下“阖门而殪、覆族而丧”的重灾区,所谓公共医疗,对多数农民只是个听说过的词。第三,它是救济逻辑,不是保障逻辑:古代的病坊施药,定位是“朝廷怜悯穷人”,是居高临下的恩赐,你得先证明自己穷、无家可归,才配被收治;今天的医保是13.3亿人缴费参保换来的法定权利,跨省结算、门诊统筹、长护险,不需要向谁感恩。这三盆冷水浇完,反而更能看清56万个村卫生室的分量:它把“病有所医”从碰运气的善政变成了全国统一的制度,从城里人的福利变成了村里人的标配。当然,实话也要说到底:村医老龄化、收入低、养老保障不足、个别地方村卫生室“有室无医”,仍是2025年国家卫健委在文件里反复要解决的问题;家庭医生“签而不约”、基层接不住病人,也是现实,所以才有“乡聘村用”、签约服务费不低于70%发给团队这些补丁。网底织起来了,把网底撑结实,还得接着干。
四、从“家家有僵尸之痛”到人均预期寿命79.25岁:一个国家的健康账,最终都记在寿命上
现代:衡量一个国家医疗行不行,指标有无数个,但最硬的只有一个——人能活多久。2025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79.25岁。这个数字需要放在历史坐标里看:据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的资料,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这个数字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约200‰,孕产妇死亡率约1500/10万;当时全国只有医疗卫生机构3670个、卫生人员54.1万人、床位8.5万张(据新华社《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国家卫健委官网转载)。七十六年,人均寿命翻了一倍还多,婴儿死亡率降到3.8‰、孕产妇死亡率降到13.4/10万,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支撑这个数字的是三层底座:一是预防,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在适龄儿童中免费接种,天花、脊髓灰质炎等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消除,血吸虫病、疟疾等千年地方病得到控制或消除;二是救治,106.5亿次年诊疗量、2.99亿次年入院量,公立医院病床使用率83.7%,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压到8.0天;三是兜底,3万亿元医保基金支出、困难群众参保资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层层托底,2025年次均门诊费用357.7元、次均住院费用9768.9元,按可比价格双双下降。还有一条中国人独有的战线:2025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11.2万个、中医药人员123.6万人、年诊疗18.5亿人次——传统医学没有被当成古董,而是被接进了现代医疗体系。
古代:(汉—宋)古代中国人面对疾病,常态是什么?看两段亲历者的记录。东汉末年大疫,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写:“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两百人的大家族,十年间死了三分之二,其中七成死于伤寒一类的传染病。曹植《说疫气》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瘟疫更惨:“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有的全家死绝,有的整族灭门。这不是文学夸张:据《中国疫病史鉴》(中国中医科学院主编)统计,从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多年里,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较大规模的疫病流行(据央视网2020年2月29日《中医抗疫 传承数千年民族智慧》、求是网2020年3月22日文章引述)。平均不到十年就有一场大疫,而古代没有微生物学、没有疫苗概念(直到明清才有人痘接种的零星实践)、没有抗生素,应对手段主要是隔离、施药、掩埋尸体和求神拜佛——苏轼在儋州还要专门写文章劝百姓生病求医、别杀牛祭神。苏轼在杭州救人无数,但他自己的侍妾王朝云就死于惠州瘴疫,他的幼子苏遁也早夭于贬谪途中;就连掌握最好医疗资源的皇帝,平均寿命也不过四十岁上下,清顺治、同治帝均死于传染病。1949年35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是几千年农业文明里不算低的水平。
评一评:把79.25岁和35岁并排放,不是为了制造戏剧性,而是这两个数字之间,藏着普通人最该看懂的一件事:长寿从来不是个人养生养出来的,它是一套国家能力的结果。古人不比今人不爱惜性命,张仲景、孙思邈、苏轼、李时珍们的医术和仁心也光照千古,但单个名医再神,挡不住一场瘟疫横扫州县;个人药方再灵,托不起一个民族的寿命。真正把寿命曲线拉起来的,是疫苗、自来水、产科消毒、抗生素、传染病直报、医保基金这些不浪漫但普及到每个人的东西——古代七品县令办不到的事,今天的乡镇卫生院日常就在办。这一节也必须说两句清醒话。第一,平均数会遮住差距:79.25岁是全国平均,东部大城市与西部农村之间、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仍然客观存在,所以“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不是口号,是把平均数继续往上抬的必答题。第二,新的敌人已经换了:传染病退潮后,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病和老龄化成为主战场,2025年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达1.46亿人、长护险全面推开,就是在转这个弯;重治疗、轻预防的老习惯,从国家到个人都还没完全改过来。第三,对古人那份抗疫遗产要公道:321次大疫没有压垮中华文明,中医药的辨证施治、艾灸防疫、人痘接种以及苏轼们“分坊隔离、免费施药”的组织经验功不可没,今天中医药一年18.5亿人次的诊疗量,正是这条三千年医脉的当代延续。从“建安大疫”到新冠应对,从“圣散子”到疫苗集采,中国人对抗疾病的答案其实一直是同一句话:靠人,更靠把人组织起来的制度;靠良医,更靠让良医和良药抵达每一个普通人的体系。
本期小结:从《周礼》“十全为上、十失四为下”的年终考核,到今天530.6万执业医师的资格准入与终身培训;从《唐律》“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者绞”的双标严苛,到11批集采490种药平均降价过半、每盒药扫码可溯;从苏轼捐五十两黄金建安乐坊、崇宁年间颁行安济法,到56万个村卫生室和13.3亿人参保的全民医保;从曹植笔下“家家有僵尸之痛”、1949年35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到2025年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13.4/10万——三千年“看病吃药”史,能读出三条最实在的道理。第一,医疗是最古老的“国家职能”之一,怎么重视都不为过。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懂得分科、考核、记病案,一千年前就懂得官办药局、平价售药、隔离防疫,这些超前实践证明,中国人对“人命关天”四个字的理解,从来不是一句空话。第二,古今真正的分野,不在医术高低,而在为谁服务、能不能持续。古代的良法善政只覆盖官医、只惠及城中贫民、只维系于明君好官,皇帝配药错了要偿命、百姓配错药只徒二年半的法条,把那个时代的底色照得透亮;今天的医保、集采、村卫生室,第一特征是全民、平等、法定、可持续——看病从一种需要祈求的运气,变成了一项可以主张的权利。第三,成绩要认,短板也要认,这才是对三千年医脉真正的尊重。79.25岁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基层留不住好医生、集采药偶尔断供、大医院挤破头、慢病负担越来越重,都是进行时的真问题;制度在“反内卷、防围标、稳临床”地迭代,个人也可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认准官方发布)可查参保、异地就医备案、扫码验药,常见病优先到社区和乡镇卫生院报销比例更高、费用更低(次均门诊79.4元起),家里老人的慢病随访、免费体检可以主动联系家庭医生用好。三千年过去,中国人从“求医者”变成了“参保人”,从“听天由命”走到了“病有所医”。这条路还没走完,但方向从未如此清楚。
(本期史料依据:《周礼·天官冢宰》及郑玄注、贾公彦疏、《唐律疏议·职制律·杂律·诈伪律》、《宋史·职官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曹植《说疫气》、《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中医科学院主编《中国疫病史鉴》等;现代资料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及新闻解读、国家医保局《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国家医保局《中国医保惠民生》系列稿、新华社、央视网/中国政府网、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若干措施》等权威发布,已随文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