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串看

2026-10-25 · 周日

串串看 · 2026年10月25日

今日主题:从秦置御史大夫到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国人“治吏督权”的两千二百年

怎么管住手里有权的人,是每一个政权都绕不开的考题。中国人答这道题,答了两千二百多年。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8年3月《国家监委揭牌!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已经形成》一文的权威表述:“我国自秦朝始就建立御史制度,经过两千多年发展,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独立于行政和司法的监察体系。”也就是说,今天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不是凭空舶来的制度,而是“在汲取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智慧、总结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重大举措”。

先看今天的分量。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5年1月10日通报、人民日报2025年1月11日报道,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356.3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17.5万件,立案87.7万件,处分88.9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3人、厅局级干部3838人、县处级干部3.1万人、乡科级干部11.2万人,立案查处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0.4万人。再往前推两千一百多年,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朝廷把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每区派一名“秩六百石”的部刺史,专门去盯“二千石”的郡守和地方豪强,依据的是一部叫《六条问事》的监察法——一个六百石的小官,凭什么敢查两千石的封疆大吏?这背后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

今天就把“监督权力”这件事串起来看一看:从秦朝的御史大夫、汉朝的部刺史,到2018年挂牌、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权为什么总要独立于行政权之外;从《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的权限边界,到今天“四种形态”抓早抓小,监督凭什么既要敢伸手、又不能乱伸手;从明代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巡察直插到36.1万个行政村,上级怎么“下沉”去查下级;以及从宋代“风闻言事”的利弊,到今天纪检监察机关“刀刃向内”自办3375人,监督者自己又由谁来监督。四个维度,一一对照。


一、从御史大夫“掌监察”到国家监委“合署办公”:监察权为什么要独立于行政

现代:今天的监察机关,是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并列的国家机构,由宪法专门定位。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资料,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决定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3月23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揭牌,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既履行党章赋予的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又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至此全国31个省级、340个市级、2849个县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挂牌,共划转编制6.1万个、实际转隶干部4.5万人。更关键的变化在监督对象:改革前行政监察主要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改革后监察法第十五条把六类“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部纳入,填补了非党员村干部、国企管理人员等过去的监督空白——据《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一文披露,北京监察对象数量从改革前的21万人增加到99.7万人,天津从约9万人增加到约60万人,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古代:古代中国同样很早就意识到,管官的人不能归被管的官管。秦朝在中央设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负责监察百官;在地方设监御史监察郡级官员,郡守另派都吏监察县乡。睡虎地秦简《语书》记载南郡郡守腾行文所属各县:“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派人巡视、对不遵法令者弹劾连坐,这已是相当具体的监察执法。汉代监察体系更多元,御史中丞、丞相司直、司隶校尉三大系统互不统属,朝会时各有专席,时称“三独坐”。唐代定型为御史台“一台三院”:台院掌京官司法监察,殿院整肃朝会礼仪,察院设监察御史分巡各道、监察地方,是三院中最吃重的部门。元朝在中央御史台之外,又于陕西、江南设行御史台,元世祖忽必烈有个生动的比喻:“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到明清,御史台演变为都察院,“总宪纲”,凡百官得失皆得纠察。这正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文章所说的那套“自上而下、独立于行政和司法”的监察体系。

评一评:这一节的对照,古今有一个高度一致的制度直觉——监督权必须相对独立,否则就是让账本归会计自己审。古人的设计智慧要肯定:秦朝让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与掌行政的丞相分庭抗礼,汉代用六百石刺史去查二千石郡守(品级低反而没有盘根错节的利害包袱),唐代把监察御史单独编成察院,都是在刻意制造一个不依附于行政系统的“耳目”。这套独立监察的传统,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也出现得相当早、体系相当完备。但古今的本质差别必须讲清楚:第一,古代监察权虽然独立于宰相和地方官,却完全依附于皇权——御史是皇帝的“耳目之司”,只替皇帝盯臣子,皇帝本人不受任何监督,遇到明君这套机器就锋利,遇到昏君就生锈甚至沦为党争工具;第二,古代监察的覆盖面始终是“官”,广大基层小吏、衙役、乡绅鱼肉百姓,常常在监察视野之外。今天的不同在于,监察权的独立有宪法和监察法做硬支撑,监督对象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而非只盯高官,连村支书、村主任都在视野之内——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思路在法治轨道上的现代化。当然,独立不等于没有约束,下文专门讲监督的边界和监督者的被监督。


二、从《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到“四种形态”:监督既要敢抓,又不能乱伸手

现代:今天的监督,一方面权限清晰,另一方面讲究“抓早抓小”。据2024年2月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巡视组依靠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工作,不干预被巡视党组织的正常工作,不履行执纪审查的职责”——巡视组只负责发现问题、报告问题、移交线索,不直接查案、不替被巡视单位做决策,这是给监督权划定的硬边界。在处理方式上,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4年通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214.8万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的提醒教育)124.8万人次、占58.1%,第二种形态(党纪政务轻处分、组织调整)75.6万人次、占35.2%,两者合计超过九成;第三种形态(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7.2万人次、占3.3%,第四种形态(移送司法等严重违纪违法处理)7.3万人次、占3.4%。同时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2024年立案行贿人员2.6万人、移送检察机关4271人。

古代:古代监察也有一部明确划定权限的“清单法”。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西汉的监察法规:〈六条问事〉》及《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依据的《六条问事》内容非常具体:一条查“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二、三、四、六条查二千石郡守“不奉诏书、聚敛为奸”“怒则任刑、喜则淫赏”“选署不平”“阿附豪强、通行货赂”;五条查“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更见设计匠心的是权限约束,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六条之外的事不管,二千石以下的小官也不直接管。《汉书·朱博传》记了一个生动案例:冀州刺史朱博巡视时数百人拦路告状,属吏想借机试探,朱博当场明示:要告县丞、县尉的,刺史不受理这种小官,请到郡里去;只有告二千石高官、且属六条范围的,等本使行部后到治所递状,四五百人于是散去。监察效果也见正史,《汉书·何武传》载何武为刺史,“二千石有罪,应时举奏”,“是以郡国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

评一评:这一节最值得玩味的,是两部相隔两千多年的“规矩”居然想到了一处——《六条问事》的“非条所问,即不省”,和巡视条例的“不干预正常工作、不履行执纪审查职责”,都是在防同一件事:监督权自己膨胀、越界、变成新的扰民权力。古人做对了什么:《六条问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国性专门地方监察法,对象锁定二千石和豪强、事项六条分明,既给了刺史“以下察上”的底气,又用清单防止他事事插手;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秦汉监察法规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启示》,这套法规对“澄清吏治、促使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但古代也有一次深刻的制度异化,必须照实说:刺史本是六百石的流动巡视员,到东汉末年职权越来越重,朝廷接受刘焉建议改部分刺史为“州牧”,监察官摇身一变成了凌驾郡县的行政、军事长官,结果这批人日后演变为割据势力,监督者自己变成了被监督的对象——这是“监督权一旦失去边界就自我坐大”的典型教训。今天的“四种形态”则补上了古代没有的一环:监察不必等官员烂透了再问罪,而是把九成以上的功夫下在提醒、批评、轻处分上,防微杜渐;同时巡视、审查、司法各环节分离,谁也不能一竿子插到底。当然也要客观指出,“四种形态”在个别基层实践中存在运用不准、畸轻畸重的问题,所以这些年一直在强调规范、精准,监督的分寸感从来不是一纸条文就能自动到位的。


三、从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到巡视全覆盖、巡察到村:上级怎么“下沉”查下级

现代:今天的巡视巡察,是一套覆盖到村的网络化安排。据《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二十大的工作报告》,十九届中央巡视组共巡视282个中央单位和地方党组织,各省区市党委完成对8194个党组织的巡视,实现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省区市党委巡视“全覆盖”;中央巡视组与干部群众谈话5.8万人次,发现问题1.6万个;市县两级共巡察88.2万个党组织,178个中央单位开展内部巡视。监督还在往最基层扎: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5年1月《充分释放巡视巡察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截至2024年11月,全国已对36.1万个行政村开展巡察,覆盖率达73.7%;2024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首次把村(社区)党组织纳入县级党委巡察范围,《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23—2027年)》也专门部署“对村巡察”。方式上则灵活搭配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巡视“回头看”,并把整改作为“后半篇文章”跟踪督办。

古代:古代对应的办法,是派监察官“代天子巡狩”。唐代就有监察御史分巡十道,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置监察御史十五人。明代制度最完备,据《明史·职官志》,巡按御史虽只是正七品的小官,奉命巡按地方时却权任甚重:“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到任后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再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存恤孤老、勉励学校,“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这正是典型的“以小制大、以下察上”。朝廷也不是派出去就不管:御史出按复命,要由都御史考核其称职与否,称“回道考察”。清初沿明制,顺治帝还曾把新任命的巡按召到太和殿赐坐当面训谕。

评一评:古今这一招解决的是同一个治理难题——山高皇帝远,“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那就由上面定期派一个品阶不高、但代表最高权威的人流动巡查。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对这种“秩卑而权重”的设计评价很高,大意是官小则爱惜羽毛、位卑则敢于搏击,又与地方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小大相制,内外相维”。这个评价有道理:巡按御史审案卷、查钱粮、直陈军民利病,确实办过不少平反冤狱、扳倒豪蠹的实事,《明史》里王仪巡按陕西把秦王府强占的民产“悉夺还民”就是一例。但古代巡按的死穴同样明显:一是人治色彩重,成效系于皇帝是否英明、巡按个人是否清廉,巡按一旦与地方督抚交结、接受逢迎迎送,利剑立刻卷刃——《清史稿》就记载顺治帝痛斥“近来积习,乃彼此容隐,凡所纠劾止末员”,只敢拍苍蝇不敢碰权贵;二是靠的是个人临时出巡,没有“全覆盖”的刚性周期,更没有整改督办的闭环,查完奏报上去,能不能落实全看朝廷。今天的巡视巡察,强就强在“一届任期全覆盖”是写进规划的硬任务、常规专项机动回头看组合使用、整改要被跟踪评估,而且巡察直插到村——2024年全国立案村支书、村主任10.4万人,对村巡察覆盖率73.7%,监督的触角探到了普通村民身边。短板也不必讳言:越是基层越是熟人社会,“巡不深、察不透”、走过场的现象仍需警惕,这正是各地探索“提级巡察、交叉巡察、码上巡”等办法的原因。


四、从宋代“风闻言事”到“刀刃向内”:监督者自己,由谁来监督

现代:现代监督体系的答案是多管齐下,尤其强调“监督者必先受监督”。一头是打开门让群众参与: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356.3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100.7万件次——普通群众的来信来电来访,是问题线索的重要来源。另一头是毫不留情地“清理门户”: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4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的通报,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2.87万余件次,处置2.57万余件,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3375人、处分3917人、移送司法机关374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158人、县处级干部957人。与此同时,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月报数据,2024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2527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2907人。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对形势的判断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即“两个仍然”。

古代:古代为了让监察官敢说话,也设计过一项争议极大的制度——“风闻言事”。宋代台谏(御史与谏官合称)制度最盛,据人民网《从“铁面御史”赵抃参罢宰相陈执中看宋代台谏制度》等资料,宋初允许御史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传闻就弹劾百官,奏弹失实也不担责;还规定御史每月至少纠弹一事,称“月课”,上任百日无所纠弹就要外放或罚“辱台钱”。台谏官由皇帝亲自选任,宰相不得提名,宋仁宗说得明白:“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这套制度确实养出了硬骨头:包拯、“铁面御史”赵抃都出自宋代,赵抃不惜得罪皇帝宠信的宰相陈执中,连续弹劾终使其罢相,时人有“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之说。但反作用同样剧烈:弹劾门槛太低,权力一旦被权臣操纵,“风闻”就成了党争中打击异己的武器,两府大臣与台谏势同水火、行政效率大受拖累。明末王夫之在《宋论》中尖锐批评:“宋以言语沓兴,而政紊于廷,民劳于野,境蹙于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至于监督监察官,古代也有严刑:《明史》规定“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清史稿·世祖本纪》记载,顺治年间巡按御史顾仁因纳贿被处“弃市”(死刑)。但归根结底,古代对监察官的最高裁判者只有皇帝一人,并无制度性的外部监督。

评一评:这一节要把两面都说透。先讲“风闻言事”的合理内核:降低举报门槛、保护反映问题的人,让百官时刻感到“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这个道理古今相通——今天356.3万件次信访举报同样是在鼓励群众监督,巡察村社还要靠“坝坝会”“随机访”让老百姓敢说话。赵抃敢参皇帝宠臣而不获罪,宋仁宗不许宰相插手台谏任命,这种保障言路、防止“自己人选自己人”的用心,至今不过时。但古代的教训同样刻在史书里:风闻可以,失实却完全不担责,必然催生捕风捉影、挟私攻讦,北宋新旧党争中无数能臣就栽在“风闻”之下,监督异化为内耗。今天的做法是两头兼顾——既保护实名举报、鼓励群众反映问题,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以纪法为准绳,对失实检举控告予以澄清正名、对诬告陷害严肃追责,既要让问题暴露,也不让清白者蒙冤。更根本的进步在“监督监督者”:明代“御史犯罪加三等”、清代顾仁弃市,说明古人早就明白“查贪的人更不能贪”,但那靠的是皇帝偶尔震怒;今天对纪检监察干部一年立案3375人、移送司法374人,是把“刀刃向内”变成常态化的制度安排,再加上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织成的网,监察官不再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当然也要保持清醒:“两个仍然”的判断、22.5万起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被查处,都说明腐败和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四风”还在隐形变异、增量仍有发生——监督这件事,古今都没有大功告成、马放南山的一天。


结语

从秦朝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睡虎地秦简里“案行举劾”的监御史,到汉武帝元封五年派出的十三名六百石部刺史和一部《六条问事》;从唐代御史台的一台三院、明代“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巡按御史,到2018年3月23日挂牌、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再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巡察直插36.1万个行政村——中国人在“怎么管住权力”这件事上,摸索了两千二百年。

两千多年的得失,可以收束成三句话。第一,监督权要独立,更要有边界:古人让六百石刺史监二千石郡守,又规定“非条所问,即不省”;今天监委依宪法独立设置、巡视组“不干预正常工作”,既要让监督者有权威,也要防止监督权自己坐大——东汉刺史变州牧的教训,就是越界的代价。第二,制度比人靠得住:古代监察是“明君手里的利剑”,巡按贤不贤、御史敢不敢言,全看皇帝和个人;今天靠宪法、监察法、巡视条例和“全覆盖”硬任务、整改闭环,把监督从“靠个人觉悟”变成“靠制度运转”。第三,监督者自己也必须被监督:从明代“御史犯罪加三等”到今天一年查处3375名违纪违法纪检监察干部,“刀刃向内”不是姿态而是底线;风闻言事的兴废还提醒人们,开门纳谏与防范诬告必须并行。对每个普通人来说,这组古今对照至少有一个实在的意义:监督从来不只是“上面的事”——信访举报一年356万件次、巡察覆盖七成以上行政村、一年立案10.4万名村支书村主任,意味着普通人发现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有正规渠道反映、也真的有人去查的。两千多年前老百姓只能盼着一位清官巡按路过本地;今天,反映问题、推动整改的通道,就在每个人手里。

(资料来源:《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书·朱博传》《汉书·何武传》《后汉书》《宋史》《明史·职官志》《清史稿》、睡虎地秦简《语书》、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宋论》等正史古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2024年修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及《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中国纪检监察报》、《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人民网、中国政府网等公开报道与权威发布。本文为古今制度文化科普,不针对任何具体个人或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