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串看 · 2026年10月1日

今日主题：从蔡伦造纸到7000万部数字阅读——中国人"把字留下来、传出去"的两千年

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生日。盘点一个国家的家底，人们容易先想到钢铁产量、高楼高铁、飞船航母；但还有一样更根本的家底——她能不能让自己的文字和知识被普通人读到、传出去、留下来。今天的中国，一个手机里就能装下一座图书馆：据2026年4月发布的第二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已达80.8%，手机阅读率79.0%，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合计阅读8.39本；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6.89亿，数字阅读作品总量达7055.92万部，同比增长11.87%。这些数字背后那条长长的路，中国人走了两千年。在纸发明以前，古人写字要么用竹简木牍，要么用丝帛：汉武帝时东方朔给皇帝上一道奏章用了三千片竹简，要两个人才抬得动；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宦官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造出轻便便宜的纸，《后汉书》明载此事，天下咸称"蔡侯纸"。又过了几百年，雕版印刷在唐代成熟，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印刷品；北宋庆历年间（11世纪40年代），平民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比德国人古腾堡的金属活字早约四百年，沈括《梦溪笔谈》把技术细节记得一字不漏。然而，有了纸和印刷术，知识的劫难也没有结束：隋代牛弘总结过"书有五厄"，梁元帝兵败时一把火烧掉十四万卷藏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修成后大半毁于战乱。今天串串看恰逢国庆，就串一串这条"书线"：从竹简三千奏牍到6.89亿数字阅读用户，从蔡伦造纸、毕昇活字到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从"不许覆板"的千年版权萌芽到《著作权法》护下的7055万部作品——看看在"把字留下来、传出去"这件事上，古人做对了什么、错过了什么，今天的我们又凭什么建起一个书香社会。

一、竹简三千奏牍vs6.89亿数字阅读用户：写字的"硬件"，从两人抬不动到装进口袋

现代：今天一个普通中国人随身揣着的手机，存储容量通常有几百个GB（吉字节），一部手机存几万册电子书毫不吃力，而且可以随时随地检索、放大、朗读。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6年4月20日在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上发布的第二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为82.3%，较2024年提升0.2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电脑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Pad、听书、视频讲书等）接触率达80.8%；其中手机阅读率高达79.0%，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109.54分钟；听书率从2024年的38.5%升至38.7%，看视频讲书的比例从5.7%升至6.3%。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同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6.89亿，数字阅读作品总量7055.92万部，同比增长11.87%；电子书、网络文学、有声书这些形态，让"读书"不再只意味着坐在灯下翻纸。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数字化阅读爆发的同时，纸质书并没有消失——2025年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4.81本，不降反微增，仍有45.9%的成年人最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来源：《人民日报》2026年4月2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光明日报2026年4月21日、央广网2026年4月20日、中国全民阅读网）

古代：（先秦—东汉）纸普及以前，中国人的"写字硬件"主要是两样：竹简木牍和缣帛。简就是削制的竹片、木片，用绳子或皮条编成"册"；缣帛是丝织品，轻便但极贵。当时读书有多重？正史里有著名的例子：《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汉武帝时齐人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一道奏章三千片木牍，两个公车令抬着刚好能搬动，汉武帝读完它花了两个月。学者著书同样以"重量"计，成语"学富五车"出自《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说的是惠施的竹简藏书能装满五辆车。战国至秦汉的公文、典籍动辄"汗牛充栋"：牛搬运时累得出汗，堆在屋子里塞满屋梁。丝帛倒是轻便，《后汉书》说"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但一般人根本用不起。正是在这种"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的困境下，东汉宦官蔡伦（约62—121）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完成了造纸术的关键改良。据《后汉书·宦者列传》原文：“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考古证明纸的源头比蔡伦更早：1957年西安灞桥西汉墓出土的"灞桥纸"年代不晚于汉武帝时期，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出土的纸质地图残片约为公元前2世纪的文帝、景帝时期，是目前世界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实物之一；但这些早期纸质地粗糙，蔡伦的贡献在于把原料扩展到随处可得的树皮、破布、旧渔网，并改进工艺，使纸真正便宜、好用、可大批量制造。（来源：《史记·滑稽列传》、《庄子·天下》、《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国国家博物馆及陕西省博物馆相关考古资料、光明网）

评一评：这一组对照先给古人记一大功。造纸术是"四大发明"里最底层的一项——没有便宜的纸，知识就永远锁在贵族和官府的库房里：竹简重到两人抬、丝帛贵过黄金，文化普及根本无从谈起。蔡伦用树皮、破布、旧渔网这些废料造纸，今天看就是一次典型的"低成本材料创新”：把最普通的东西变成文明的载体。这项技术后来沿丝绸之路西传——一般认为与唐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之战后唐军战俘中的造纸工匠有关，先传到中亚撒马尔罕、再入巴格达、大马士革，最终进入欧洲，为几百年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备好了传播介质。中国纸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账要两头算。第一，在造纸之前，简牍时代的中国人硬是在笨重的硬件上创造了辉煌文明：诸子百家、《史记》《汉书》最初都写在简帛上，说明工具限制不了真正的思想，但它确实限制了思想能被多少人接触到。第二，中国人发明纸之后，并没有自动建成"阅读社会”：从公元105年到近现代，将近两千年里普通百姓大多不识字，知识仍被士大夫阶层垄断——纸降低的是材料成本，教育普及的门槛要到现代社会才被真正跨过。第三，也要公允看待今天的数字阅读：接触率80.8%是了不起的进步，但调查同时显示深度阅读时长被手机挤占，碎片化、浅层化的问题同样真实；纸书微增、近半数人仍偏爱纸质书，说明"读什么、怎么读"比"用什么读"更重要。从三千片竹简两人抬，到6.89亿人手机读书，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底气，在于她有多少人愿意读书、又有多少书值得读。

二、雕版八万版《大藏经》vs汉字激光照排：两次"国家级印刷工程"，隔了一千三百年

现代：20世纪70年代，中国印刷业还停留在"以火熔铅、以铅铸字"的铅印时代——工人在熔铅炉前铸铅字、手工拣字排版，铅尘有毒、效率极低，一本书的出版周期常以年计。转机来自一项国家工程和一个人。1974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国家计委批准立项"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因年份与月份简称"748工程"，下设汉字精密照排等三个子项目。1975年，北京大学38岁的王选（1937—2006）选中其中最难的"汉字精密照排"，做出两个惊人的决策：一是发明"轮廓加参数"的汉字字形高倍率压缩与高速复原方法，把汉字字形信息压缩500至1000倍，比国外同类方法领先约8年，攻克了汉字字形计算机存储的难关；二是跳过日本和欧美正在流行的二代、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1979年7月27日，他主持输出第一张八开报纸样张《汉字信息处理》；1985年华光Ⅱ型系统通过国家鉴定；1987年《经济日报》成为世界上第一家采用国产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的中文日报社，中国报业从此告别"铅与火"；1992年《澳门日报》用这套系统出了世界上第一张文图合一的中文彩报，国产系统此后占领了海外80%以上的华文报业市场。王选被称为"当代毕昇"，2001年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2年颁奖）。今天中国的网络文学正沿着这条路继续狂奔：2024年我国网络文学营收495.5亿元，同比增长29.37%，用户规模6.38亿。（来源：北京大学纪念王选官网及王选年谱、中国工程院官网、北京大学新闻网、新华社、国家新闻出版署《2024—2025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古代：（唐—北宋）中国人在印刷上的两次大跨越，同样是先雕版、后活字。雕版印刷是把文字反刻在整块木板上，刷墨铺纸一次印成一页。它的前身可追溯到汉晋的印章、石刻捶拓，至迟在唐代初期已出现，中晚唐成熟：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末明确刻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即公元868年，是现存世界上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品，画面精美、刀法纯熟，现藏大英图书馆。唐代中后期，民间雕印历书、佛经、字书已相当普遍，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就提到有人拿刻印的白诗换酒喝。到了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后被称"冯瀛王"）发起一项国家级工程：据《资治通鉴》等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朝廷令国子监开雕《九经》，历时二十余年至后周完成，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由政府主持大规模刻印。北宋雕版印刷达到鼎盛，最浩大的工程是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起在成都雕印的《开宝藏》（北宋官版大藏经），共雕版十三万块（一说八万至十三万块）、五千零四十余卷，历时十二年完成，是世界印刷史上的巨型工程。紧接着是第二次跨越：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发明活字。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毕昇的胶泥活字是世界印刷术从"雕版"走向"活字"的起点。（来源：《梦溪笔谈》卷十八、《资治通鉴》、敦煌研究院相关资料、中国国家图书馆相关研究、光明网）

评一评：这一节最能见出中国人解决"知识复制"难题的连续智慧。先说雕版：它看似笨——一页刻一块板、错一字全板作废——但对汉字这种单字数量庞大的文字系统，雕版有它的道理：刻好的板可以反复印、保存几百年，《开宝藏》十三万块雕版是国家级的"知识基建”，冯道刻《九经》更让儒家经典从手抄本变成标准印本，版本统一、传布天下，这是政府出面做文化工程的古代范例。毕昇的活字则是思路上的飞跃：把"刻一块整板"拆成"刻一个个单字、排版印刷、印完拆散重用”，这与今天排版印刷的原理完全一致，比古腾堡金属活字早约四百年。沈括把工艺细节、用什么胶、怎么烤、怎么排版记得清清楚楚，使这项发明没有失传于记载，也说明中国古代最好的学者愿意为平民技术立传。但有一个问题必须公正面对：毕昇的活字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彻底取代雕版？原因是真实的技术经济账——汉字单字多达数万，一副活字要刻几十万枚，造字成本远高于欧洲只有二三十个字母的拉丁文字；雕版反而更适合小批量、多次重印的中文典籍。加上泥字易损、木字胀缩，元明清三代木活字、铜活字（如清雍正年间排印《古今图书集成》的铜活字、乾隆年间的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虽屡有应用，却始终没有引发全社会的产业革命。技术上"最早"，不等于经济上"最优"、普及上"最广"，这是活字史给人的冷静启示。王选恰恰是在这个千年难题上破局的人：他用"轮廓加参数"的数学方法把数万汉字压缩进计算机，让汉字没有在信息时代被淘汰，又靠国家工程组织千军万马完成产业化——毕昇没有走完的"活字普及"之路，由一位当代科学家在国家力量支持下走完了。这两次相隔一千三百年的国家级印刷工程说明一个道理：大的文化技术突破，既需要天才的巧思，也需要国家把它当事业来办。

三、毕昇之后一千年vs古腾堡之后六百年：发明在前，为什么近代印刷革命却发生在西方

现代：评价中国古代的造纸和印刷，绕不开一个常被争论的问题：既然纸、雕版、活字都是中国人先搞出来的，为什么近代印刷业、出版业和大众知识传播的革命却发生在欧洲？今天回看，答案不在"谁更聪明"，而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欧洲活字印刷有它独立成熟的形态：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在15世纪40年代研制成功铅锡锑合金金属活字和适应活字的印刷机、油性墨，1455年前后印成著名的《四十二行圣经》。金属活字耐用、可大量铸造，加上只有二三十个字母、活字投资小，印刷机又是机械压力结构、印速快，这套系统半个世纪内传遍欧洲，到1500年欧洲已有上千家印刷作坊、印书数万种，恰好为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后来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廉价的思想载体。值得一提的是，现存世界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是1377年高丽（今朝鲜半岛）清州兴德寺印成的《白云和尙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简称《直指》），比古腾堡《圣经》早约78年，2001年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而活字的总源头毕昇（11世纪40年代）比古腾堡早约四百年。换言之，东亚在活字技术上长期领先，但把活字变成改变整个社会的信息产业的，是字母文字世界。今天中国已补上这一课：2024年全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达17485.36亿元，比上年增长8.07%；其中电子书收入约80亿元，移动出版（移动阅读）661.41亿元。（来源：新华社2025年8月27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4—2025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相关资料）

古代：（北宋—清）活字在中国的后续演化并非停滞，而是持续了近千年的多材质探索。毕昇之后，元代农学家王祯在《造活字印书法》中记载：他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请工匠刻制木活字三万多个，试印自己主修的《旌德县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效率惊人；他还发明了"转轮排字盘"——把活字按韵分类摆在两个可转动的大木轮上，排字工转动轮盘取字，大幅减轻拣字之苦，这是排字工具的重要发明。明代木活字本、铜活字本大量出现，如无锡华燧"会通馆"于弘治三年（1490年）起以铜活字印书。清代是活字集大成时期：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清宫用铜活字排印一万卷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铜活字印本工程；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武英殿又以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八种，乾隆帝嫌"活字"名称不雅，特赐名"聚珍版"。西夏时期的活字实物也有重要考古发现：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12世纪后期），是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之一。（来源：王祯《农书·造活字印书法》、《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国家图书馆相关研究、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报告、光明网）

评一评：这一对照容易被写成两种极端——要么一味吹嘘"我们早就有了"，要么妄自菲薄说"发明了也没用"，两种都不公正。首先，事实必须钉死：毕昇活字比古腾堡早约四百年，王祯的转轮排字盘、清内府的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都是实打实的技术成就，《直指》金属活字又比古腾堡早近八十年，东亚在活字技术谱系上的源头地位无可争辩，这是人类文明史的公论。其次，也要清醒承认：中国的活字长期是"改进的工艺"，欧洲的活字引发的是"社会的革命"。差异来自三方面：一是文字结构，汉字数万单字使一副活字成本高昂，拉丁字母只需几十个，活字的经济性天然不同；二是社会需求，欧洲中世纪后期城邦、教会、大学、商人阶层对书籍的需求井喷，而中国的科举经典用雕版小批量重印反而更划算，技术选择会被真实市场塑造；三是更宏观的制度环境，明清时期思想管控趋严、文字狱频发，知识创新缺少宽松的社会土壤，这是比技术本身更深的原因。所以公正的结论是：“最早"值得骄傲，但"最早"本身不会自动带来普及和强大；一项发明的历史地位，既取决于它多早出现，更取决于它在什么样的社会里被多少人使用。中国人不是没有创造力，缺过的是让创造力持续生长、扩散的环境。今天数字出版1.7万亿、网络文学6.38亿用户的规模，正是在开放普及的社会条件下把古老的印刷传统重新激活的结果——这比简单争"谁第一"有意义得多。

四、梁元帝焚书十四万卷vs著作权法与国家文化数字化：书最怕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人祸

现代：知识在今天最大的幸运，是有了"双保险”：法律保护版权，数字技术保障留存。版权方面，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2020年完成第三次修正，大幅提高侵权赔偿——法定赔偿上限从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对故意侵权、情节严重的可适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盗版坐牢、侵权赔钱"已是常态。留存方面，国家大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公共图书馆、档案馆把古籍善本扫描成数字资源，读者在网上就能看到数千年前的简帛、敦煌写经高清影像；多家机构异地备份、云端存储，一座建筑的火灾再也烧不掉一种文明的记忆。造纸这个古老行业本身也在向绿色转型：2024年我国纸及纸板生产量13625万吨（中国造纸协会口径），生产量和消费量均居全球首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规模以上企业机制纸及纸板产量15846.9万吨、同比增长8.6%，创历史新高；全年国内回收废纸6970万吨，废纸浆已是最重要的造纸原料之一，“用废纸造纸、林浆纸一体化"让这门两千年前的手艺变成循环产业。当然也要如实指出：造纸行业曾是耗水、排污大户，行业至今仍面临供需失衡、低价"内卷"的困难，绿色升级远未到松一口气的时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文本、全国人大官网、中国造纸协会2024年度统计、国家统计局、新华社、光明网）

古代：（隋—清）在没有数字备份的年代，书最大的敌人是战乱和权力。隋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上书隋文帝请开献书之路，第一次系统总结了"书有五厄”：一厄于秦始皇焚书，二厄于西汉末年赤眉入关，三厄于东汉末年董卓迁都之乱，四厄于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五厄即南朝梁元帝江陵焚书。第五厄最为惨痛：梁承圣三年（554年），西魏军队攻破江陵，梁元帝萧绎在城破前夜命人放火。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记载，他"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又以宝剑砍柱，叹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有人问他为什么烧书，他回答：“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资治通鉴》原文：“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十四万卷，是南朝几代皇家从建康辗转搜罗的藏书精华，一火而绝。官修巨著同样命运多舛：明永乐年间编成的《永乐大典》共22937卷、约3.7亿字，正本下落成谜，嘉靖副本历经明末战乱、晚清八国联军劫掠和官员监守自盗，如今仅残存约400余卷，散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及英国、日本等多国机构，一国之书成为他国馆藏；清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共抄七部，分藏南北七阁，经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等兵燹，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三部全毁，今仅存四部。不过古代也有版权意识的微光：南宋绍熙年间（1190年前后）四川眉山人王偁所著《东都事略》，目录后刻有一方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版权声明之一，比欧洲近代版权制度早约五百年。（来源：《隋书·牛弘传》、《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永乐大典》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料、《四库全书》相关档案、《东都事略》宋刻本牌记、光明网）

评一评：这一节最该让普通人看清一件事——书籍的大敌从来不是时间，而是人祸；技术能让书变轻、印快，却挡不住权力和战乱。先说古人的好：牛弘把书厄一一列明、请朝廷求书，说明中国古代有最清醒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东都事略》“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十四字，证明宋代的书商已经懂得用官府授权保护自己的刻印投入，这是版权观念的本土源头，值得每个中国人记住。但错处同样要指出来：梁元帝把兵败之恨发泄到书上，“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是典型的诿过——失败的是他的统治，不是书；烧十四万卷藏书，是把一个时代的记忆为自己的无能陪葬，这一行为无论用什么理由都不能原谅。《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散佚则揭示了古代藏书的制度性脆弱：书只抄几部、集中藏于几阁，没有公开复制、广泛流通，一旦兵临城下便是孤本成灰；而晚清大典被外国军队劫掠、流落海外，更是国家衰弱时文化无力自保的耻辱一页。知识留存的底气，最终来自国家的强盛。今天的两重进步要讲透：一是法律，《著作权法》500万元赔偿上限和惩罚性赔偿，把"不许覆板"的千年愿望变成了可执行的规则，作者和出版社有收益，才有人肯下苦功创作；二是技术，数字化扫描加异地云备份，让"十四万卷一火而绝"在物理上几乎不再可能——书第一次不再害怕火。同时也别忘了造纸行业的现实：这门古老产业仍在用6970万吨废纸回收偿还环境旧账，也在"内卷"中艰难转型，绿色与发展的平衡至今是一道难题。从焚书到护书，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怎样对待书，就会怎样对待记忆、思想和未来。

本期小结：从先秦竹简"凡用三千奏牍”、两人勉强抬动，到今天一部手机装下几万册书、6.89亿数字阅读用户、7055.92万部数字作品；从东汉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天下咸称"蔡侯纸”，到2024年我国纸及纸板产量13625万吨、生产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年回收废纸6970万吨；从唐代咸通九年《金刚经》、五代冯道刻《九经》、北宋《开宝藏》十三万块雕版的国家工程，到庆历年间毕昇胶泥活字"薄如钱唇”、比古腾堡早约四百年；从元代王祯木活字加转轮排字盘、清代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木活字"聚珍版”，到1974年"748工程"立项、王选"轮廓加参数"把汉字字形压缩500至1000倍、1987年《经济日报》告别铅与火、2001年王选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牛弘总结"书有五厄”、梁元帝江陵焚书十四万卷"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到《永乐大典》仅存约400卷、《四库全书》七存其四的伤痛，再到《著作权法》500万元赔偿上限、文化数字化让古籍云端永生——中国人"把字留下来、传出去"的两千年，给普通人留下四条实打实的道理。第一，材料的普及是文明的第一步：竹简太重、丝帛太贵，蔡伦把树皮破布变成纸，才让知识有了走出贵族库房的可能；但有纸不等于有阅读社会，教育真正普及到普通人，是现代社会才完成的事业。第二，国家级文化工程古今同理：冯道刻经、《开宝藏》雕版与"748工程"、汉字激光照排一脉相承——重大文化技术突破既靠毕昇、王选这样的天才，也靠国家把它当事业组织千军万马办成。第三，“最早"不等于"最强”：活字在中国早出四百年却长期受限于汉字成本和社会需求，古腾堡之后欧洲却掀起信息革命；发明的价值取决于它在什么样的社会里被多少人使用，为技术配好制度和市场，比争先后更要紧。第四，书最怕人祸，护书先强国家：梁元帝焚书、大典散佚证明权力与战乱能烧掉一个时代的记忆；今天著作权法护住创作、数字备份告别火灾，一个强盛而尊重知识的国家，才是书籍最牢靠的库房。国庆之日回看这条书线，最想说的是：一个民族最值得守的家底，从来不只在土地和厂房里，更在那一行行被认真写下、被一代代读到的文字里。纸可载道，字能传心；把书写好、把书护住、让普通人读得起书，这条路中国人走了两千年，今天还在接着走。

（本期史料依据：《史记·滑稽列传》、《庄子·天下》、《后汉书·宦者列传》、《隋书·牛弘传》、《资治通鉴》、沈括《梦溪笔谈》、王祯《农书·造活字印书法》、《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东都事略》宋刻本等；现代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央广网、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中国全民阅读网、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及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2025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北京大学纪念王选官网及王选年谱、中国工程院官网、中国造纸协会、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大官网等权威发布，已随文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