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串看
2026-07-11 · 周六
串串看 · 2026年7月11日
今日主题:以钱生钱——从交子到数字人民币,中国人"玩转货币"的一千年
货币是经济的血液。一千年前,成都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一千年后,中国又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走在全球前列。今天串串看,聊聊古今中国人的"金融智慧"——哪些值得骄傲,哪些值得反思。
一、交子 vs 数字人民币:纸币诞生一千年,从"楮纸券"到"数字存款货币"
现代:2026年1月1日,数字人民币正式从1.0版(数字现金)升级为2.0版(数字存款货币)。实名钱包余额可以像活期存款一样计息,享受存款保险保障,纳入M1统计范畴。截至2025年11月末,数字人民币累计处理交易34.8亿笔,累计交易金额16.7万亿元,个人钱包开立2.3亿个。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这一升级解决了此前"商业银行承担义务却无经济激励"的内在矛盾,使数字人民币从央行的直接负债转变为商业银行的负债,释放了更大的创新空间。2026年4月,运营机构从10家扩容至22家银行,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也在上海正式运营,推出了跨境数字支付、区块链服务和数字资产三大平台。(据新华社2025年12月29日报道、《中国金融新闻网》2026年2月14日报道)
古代:(北宋)公元1024年(天圣二年),北宋政府在益州(今成都)设立交子务,正式发行官方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诞生有着非常务实的原因: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币值低、重量大,买一匹罗要两万个钱,重达一百三十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宋朝事实》)。最初是成都十六户富商联合发行"私交子",作为铁钱保管凭证,存款人把铁钱交给铺户,铺户在楮纸券上填写金额,交给存款人作为取款凭证。但由于缺乏监管,一些交子铺无法兑付引发金融动荡。1023年,益州知州薛田提出官办方案,1024年朝廷正式设交子务发行官交子,准备了铁钱作为保证金,面额固定,还创造了分界制度(定期以新换旧)、准备本钱、防伪等一整套管理办法。比欧洲最早的纸币(1661年瑞典银行券)早了六百多年。
然而,交子最终败在了"超发"二字上。宋徽宗时期,为解决西北军费,交子发行漫无限制,不顾准备金,导致严重通货膨胀,新旧交子贬值为"以一兑四"甚至"以一兑五"。1107年,交子不得不改为"钱引",退出历史舞台。此后南宋会子、金代交钞、元代纸币,几乎都重蹈了"滥发—通胀—崩塌"的覆辙。(据《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钱币考》、新华网2024年3月20日报道、人民周刊2024年6月17日报道)
评一评:
古人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一千年前就意识到了"信用货币"的价值,用一张纸代替笨重的金属货币,这是人类货币史上的革命性创造。交子的防伪技术也很超前——楮纸坚韧耐磨,套版印刷、朱墨间错,印有屋木人物和隐秘题号。分界制度、准备金制度、以新换旧制度,这些探索在人类信用货币史上具有共性意义。
但古人也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把纸币当成了"财政提款机"。一旦战争打起来、国库空了,就想靠多印纸币来填窟窿,结果每次都是通货膨胀、信用崩塌、民不聊生。北宋如此,南宋如此,金代如此,元代更甚——百年间物价上涨千倍,货币制度崩塌成为帝国灭亡的核心原因之一。这个教训,一千年后依然振聋发聩。
现代数字人民币的设计,恰恰吸取了这些历史教训。双层运营架构(央行发行、商业银行流通)、准备金制度、可控匿名(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溯)、智能合约定向支付——每一项制度设计的背后,都能看到对"滥发"和"失控"的防范。从交子到数字人民币,一千年间,中国人对货币的理解从"一张纸"进化到了"一行代码",但对"信用"二字的敬畏,始终没变。
二、山西票号 vs 现代银行:从"汇通天下"到全球金融网络
现代:截至2026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超过4000家,包括6家国有大型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众多城商行和农商行,资产总规模超过400万亿元。手机银行用户超过10亿,跨境支付通过SWIFT、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网络覆盖全球。2025年,CIPS处理业务金额突破150万亿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度持续提升。银行不再只是存贷汇,而是集支付结算、投资理财、风险管理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开数据)
古代:(清代)道光三年(1823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大掌柜雷履泰说服东家李大全,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钱异地汇兑的票号,取名"日升昌”——中国第一家票号由此诞生。此前商人异地交易,只能靠镖局押运白银,既费时费资又担风险。日升昌的创举在于:商人在此地将白银换成一纸汇票,即可在千里之外的分号凭票取银,彻底改变了"起镖运银"的传统模式。
日升昌的管理制度放在今天看依然超前。第一,两权分离:财东只负责投资,掌柜全权经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财东"只能在决算分红时行使权利,平时不得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第二,身股制度:“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掌柜和资深伙计凭人力入股参与分红,相当于现代的股权激励。第三,密押防伪: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字对应12个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等30字对应30天,用"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对应银两数目,且定期更换,“一个多世纪经营中从未发生过一起误领、冒领事件”。
鼎盛时期,日升昌在全国30余个城市设分号,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此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帮相继兴起,全国设票号总号40余家、分号500余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慈禧西逃时曾受票号招待并获30万两白银资助,后将各省京饷和《辛丑条约》赔款皆交票号汇兑,票号迎来"黄金时代"。(据人民周刊2017年9月30日报道、山西晚报2025年12月16日报道)
但票号的衰亡同样迅速。辛亥革命中,票号依赖的各地政府财政信贷损失惨重;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官办银行将官款汇兑业务悉数收回;票号固守旧制,未能向现代股份银行转型,最终被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新兴银行取代。
评一评:
山西票号值得尊敬的地方很多:两权分离的管理制度比西方现代企业治理早了近百年;身股制度是中国最早的"股权激励"实践;密押防伪体系之精密,百年无一冒领,放在今天也是顶级风控水平。雷履泰从一个颜料铺掌柜开创出一个全新行业,这份商业洞察力和执行力,放在任何时代都是顶级企业家。
但票号也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过度依赖官款业务,客户结构单一,一旦政治变天就全军覆没。第二,家族式经营、封闭保守,面对外资银行和新兴本土银行的竞争,始终拒绝改制。据说多家票号的掌柜曾提议改组为现代银行,均被东家否决。第三,业务模式停留在汇兑和信贷,没有发展出中央银行概念下的货币创造功能,与现代银行体系的差距越来越大。
现代银行体系相比票号的进步是根本性的:中央银行制度实现了对货币总量的宏观调控,存款保险制度保障了储户安全,监管框架防范了系统性风险,电子化网络让汇兑从"数日到达"变成"实时到账"。但票号留下的精神遗产——诚信经营、两权分离、股权激励、风控至上——这些理念至今仍是中国银行业的根基。
三、古代铜钱铸造 vs 现代货币发行:从"范铸翻砂"到央行调控
现代: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政策的制定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央行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政策等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2026年,中国M2(广义货币)余额超过300万亿元。货币发行不再依赖实物铸造,而是通过电子化的银行体系完成——央行向商业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扩张创造派生存款,形成完整的货币供给链条。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不断提高,每季度发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接受社会监督。(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开数据)
古代:(秦至清)中国铜钱铸造史跨越两千多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各国杂乱钱币,统一推行"半两钱"——圆形方孔,重如其文,确立了此后两千年铜钱的基本形制。《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金布律》,详细记录了秦代货币管理的法律规定:商人不得拒绝接受法定货币(“毋敢择行钱”),美钱恶钱必须混合使用(“美恶杂之”),违者治罪。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推行"五铢钱”,统一重量约3.2克,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从武帝到平帝的120年间,共铸钱280亿枚,年均约2.3亿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唐代武德四年(621年)铸"开元通宝”,不再以重量命名,改用"通宝"体现货币流通职能,全国设99座铸钱炉。北宋元丰年间年铸量达506万贯,达到古代铸币巅峰。铸造技术也不断进化:先秦用泥范铸造(一范几枚),汉代发明叠铸法(一次上百枚),唐代起普遍使用翻砂法(母钱压砂成型,可重复使用),形成"雕母—母钱—子钱"三级铸造体系。
但古代铸币也问题重重。汉初允许郡国铸钱,吴王刘濞"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引发七国之乱。宋代经济繁荣导致"钱荒"——苏轼感叹"民间钱荒,累年于兹",铜矿开采跟不上需求,铜钱外流严重(辽、西夏、日本都大量使用宋钱)。南宋为应对战争铸造"折二钱"“当十钱”,“钱法大坏,物价腾踊”。历代私铸问题也从未根绝,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反复出现。(据《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中国青年网2026年5月22日援引《检察日报》报道)
评一评:
古人在铸币制度上做了大量有益探索。秦始皇统一货币、汉武帝收回铸币权、唐开元通宝确立"通宝"体制,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金布律》中"不得拒绝法定货币"“美恶通用"的规定,本质上是维护法定货币强制流通性的法律保障,与现代货币法的核心精神一脉相承。铸币技术从范铸到翻砂的演进,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精湛水平。
但古代铸币的根本缺陷在于:货币供给受制于铜矿资源,无法灵活调节。经济繁荣时"钱荒”,战争时期就滥铸大钱,始终在"紧缩"和"通胀"之间剧烈摆荡。铸币权的反复争夺——中央收权、地方私铸、私贩猖獗——也暴露了古代国家治理能力的局限。
现代货币体系的进步在于:货币供给不再受制于实物金属,央行可以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节;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政策工具实现了对货币乘数的精确调控;电子化让货币流通速度大幅提升,交易成本趋近于零。但现代社会也面临新的挑战:如何防止货币超发导致的资产泡沫?如何在刺激经济和防范通胀之间找到平衡?这些问题,古人没有给出答案,今人也还在摸索。
四、古代赋税制度 vs 现代税收体系:从"初税亩"到综合税制
现代:中国现行税收体系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主体,包含18个税种。2025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18万亿元。个人所得税自2018年改革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模式,设立基本减除费用(每月5000元)、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赡养老人等),并引入年度汇算清缴。税收法定原则写入《立法法》,18个税种中已有13个完成立法。金税四期系统实现了税务数据的全面数字化,“以数治税"成为新趋势。税收优惠政策向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倾斜,2025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万亿元。(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开数据)
古代:(先秦至清)中国赋税制度经历了数千年演变,主线是从"按人头收"到"按财产收”。
西周实行"贡、助、彻"制度,《孟子·滕文公》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贡是献纳土特产,助是借民力耕公田,彻是贡助兼行。
春秋时期,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这是中国古代田赋制度的起点,也标志着井田制的瓦解。秦国商鞅变法按土地征田赋、按人丁征户赋,对耕织多的免徭役,对不分家的加倍征收。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每丁岁纳粟二石(租)、绢二丈(调)、役二十日(庸),不役则每日纳绢三尺代役,保证了农时。但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崩溃,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不再区分主户客户,一律以居住地登籍纳税;按田亩征地税、按资产征户税;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租税以货币缴纳。这是中国税制史上的重大转折——从"以丁身为本"转向"以资产为宗",人头税开始被抛弃。(据《旧唐书·食货志》、《资治通鉴》)
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条,折成银两按田亩征收。清代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彻底将人头税并入田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正式废除。古代还有严格的反逃税措施:汉武帝发"告缗令",鼓励举报逃税者,“以其半与之”;宋代规定匿税者"许人告,以其田赏之";历代对私贩盐、茶、酒等专卖品的处罚极重,多处杖、流、徒甚至绞刑。(据人民论坛2022年4月20日援引《宋史》、《宋刑统》、《文献通考》)
评一评:
古人在税制改革上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初税亩"承认了土地私有,是划时代的制度创新。两税法"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的原则,比欧洲类似的财产税改革早了近千年,体现了从"按人头"到"按能力"的进步。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简化税制、减轻人身依附,方向是正确的。
但古代税制也有明显弊端。第一,每次改革后不久就会"加征杂税”,两税法本意是简化税目,结果"不久即有额外征敛",改革成果被侵蚀,农民负担不减反增。第二,税收高度依赖农业,商税占比偏低,且专卖制度(盐铁茶酒)实质上是对底层消费者的隐形加税。第三,反逃税手段过于依赖严刑峻法和举报奖励,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税务管理和纳税服务理念。
现代税收体系相比古代的进步是全方位的:税基从单一农业扩展到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全领域;税收从"皇粮国税"的强制征缴转变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服务筹资;专项附加扣除体现了对民生负担的精准考量;税收法定原则让征税有了法律约束而非君主意志。但现代税制也面临新课题:数字经济催生的"平台经济"如何征税?跨国企业的利润转移如何防范?如何平衡税收公平与经济效率?这些问题,古人没有遇到过,今人需要自己找答案。
小结
从交子到数字人民币,从山西票号到现代银行,从铜钱铸造到央行调控,从初税亩到综合税制——中国人对"钱"的思考和实践,跨越了整整一千年。
古人做对了很多事:发明纸币、首创票号、统一铸币、推进税改,这些智慧至今闪耀。古人也犯过同样的错误:超发货币、固守旧制、加征杂税、依赖严刑。历史最大的价值,不是让我们骄傲或自卑,而是让我们看清规律——货币金融的核心永远是"信用"二字,制度设计的核心永远是"制衡"二字。
一千年前的成都商人用一张楮纸券开启了信用货币时代,一千年后的中国央行用一行代码重塑了数字货币的底层逻辑。技术变了,工具变了,但人类对公平、效率、信任的追求,从未改变。
史料来源:《宋史·食货志》、《汉书·食货志》、《史记·平准书》、《旧唐书·食货志》、《资治通鉴》、《文献通考·钱币考》、《宋刑统》;新华网(2024年3月20日)、人民周刊(2024年6月17日、2017年9月30日、2019年4月1日)、人民论坛(2022年4月20日)、中国金融新闻网(2026年2月14日)、新华社(2025年12月29日)、解放日报(2026年6月18日)、山西晚报(2025年12月16日)、检察日报(2026年5月22日)。